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自信，并不是心理上的自负与浮夸，而是因为这条道路是复兴中华文明的正确道路，同时体现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自觉担当。

　　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其辐射与凝聚效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及其认同效应；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及其传承；人口流动的传统及其社会活力；巨大的学习与创新转化能力；包容和谐、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哲学传统；儒道释法等文化传统的交汇融合及其开放转化；和平主义与天下关怀的精神；等等。在古代相对隔离的世界版图里，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域外文明也视中华文明为大国治理的典范。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初衷，就是不满于欧洲中世纪后分崩离析、纷乱不已的状态，希望重回罗马帝国时代，遂把中华文明看成大国治理及国家自信的楷模。但是，随着工商业、资本主义和海洋文明的兴起，西方大国在崛起后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历史观，形成了西方中心主义，中国被卷入西方大国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之中，备受欺凌，中华文明遭受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也成为中华文明艰难复兴的历史起点。

　　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先是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奠定了中华文明复兴的根基；然后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中华文明的复兴又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当此之时，我们应该愈加敬畏自身的文明传统，感念这一古老民族为实现文明复兴已经付出并仍在付出的艰辛；我们也应该更加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笃定信念，为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复兴而继续努力。

　　也许有人会问：要复兴中华文明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中国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讲得清楚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道路选择主要有三条：君主立宪要走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要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要走的道路。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闹剧，日本的强势裹挟，清末民初的乱局，决定了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条死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要走的道路仍难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身份，而且其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想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以实现文明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经历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但不能因此如西方激进左翼理论家那样将中国道路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显然是误判，因为中国道路有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使命担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发展使广大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在文明复兴路上，我们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毕竟西方现代文明积累和沉淀了几百年。在经历过早期资本主义危机，19世纪中叶以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了基于民族国家的治理文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及其环境危机，西方特别是欧洲经历了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新文明运动。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当下中国在文明建设中，正在直面问题、主动作为，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自己的制度文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无疑会大大加快文明建设的步伐，对此人们满怀信心与期待。

　　沿着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也将给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近些年来，国外经常会出现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这实际上是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强权逻辑来看待中国崛起；甚至说，这是将人类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中国道路置于人类文明系统之外得出的偏见。中国道路秉承和平主义传统，倡导多极化及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与合作共赢，其所代表的正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判断，到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及其“一带一路”大手笔式的实践，均体现了中国道路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自觉担当。（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