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战历史，当务之急是在方法论层面多讲实证，分析研判更多鲜活的史料，不断夯实抗战记忆的根基。历史真相，不仅需要宏大的叙事，更需要生动的细节；历史结论，不仅需要鲜明的态度，更需要翔实的证据。面对历史，意气之争没有意义，关键是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论从史出”，挺直“中流砥柱”的腰板，壮大“东方主战场”的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研究时曾指出，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日前，又有两批史料公之于众，为抗战史研究增添宝贵素材：深藏美国70年的档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首次公布的民国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充分反映了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

　　史学研究讲求三要素——史实、史论、史识。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一以贯之，方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研究抗战历史更是如此。以“手撕鬼子”一样胡乱臆想的“史实”为基础，后续研究势必沦为“雷人的编造”；如“黄继光堵枪眼系伪造”“邱少云事迹违背生理学”这般主观揣测、立场先行，史论只会浸染着虚无主义的味道。惟有始终秉持唯物史观，一个政党的初心、一个国家的来路，才能在今人眼前渐渐清晰。在这一点上，当务之急是在方法论层面多讲实证，分析研判更多鲜活的史料，不断夯实抗战记忆的根基。

　　历史真相，不仅需要宏大的叙事，更需要生动的细节；历史结论，不仅需要鲜明的态度，更需要翔实的证据。相当长时间以来，关于抗战的评价林林总总，其中谬误甚多，最突出的就是忽视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尤其围绕后者，更不乏一些别有用心的论调。比如共产党“自我为主、抗战为辅”，“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国民党才是抗战主力，等等。殊不知，“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我们党当时根据现实条件与自身特点作出的务实选择。“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地评判历史，无疑遮蔽了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坚强意志、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肯定。

　　面对历史，意气之争没有意义，关键是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论从史出”，挺直“中流砥柱”的腰板，壮大“东方主战场”的底气。抗战之初，美国《民族周刊》刊发题为《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一文，直言“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抗战之中，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向敌后挺进，日本《华北治安战》记载“1941年底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济不上的窘境。抗战之末，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一个月，占有国家主要财力物力的国民党连丢18座城，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共产党夺取了16座城。“真实的细节”不胜枚举，它们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流砥柱”一词，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客观、形象的定位。

　　我们反复强调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诠释我们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仅仅为了清晰地勾勒过去，更为了以史为鉴、警示未来。新的历史阶段，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谁能担当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历史和人民已经作出了选择。但与此同时，思想的不断解放、价值的日趋多元，令一股消解崇高、离析正统的风气弥久不散。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显然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以更加全面的研究视角和更加有力的研究成果正本清源，以更加理性的应对心态和更加灵活的传播手段以正视听。

　　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间节点日益临近。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在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对正义的坚守中，我们宣示着一种决心：那些“为复中华别挚爱，但将热血还心愿”的英雄，那个“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的民族，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东方主战场，将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永存，也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记忆中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