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在“8·15”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即将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吞并中国的严酷形势，曾经一盘散沙的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界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团结起来，组成全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钢铁长城，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精神和成功经验垂训后人、启迪来者，深入研究抗战历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记取阐扬。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挽救民族危亡，服务抗战大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政策，结果是东北沦陷，华北主权尽失。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大旗，此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基。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在东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抗日游击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在西北，中国共产党同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支持和帮助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抗日同盟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团结抗战摆在了第一位。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提出“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2］“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3］，“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泛的基础，《决议》宣布，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调整了对富农、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华侨的一系列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初步实现了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对国内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激化，中共中央敏锐把握时机，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中共中央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区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到1936年12月前，中共与华北地方实力派之间初步建立联合，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力促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只有实现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不久，日本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淞沪战役拉开了序幕。在日军全面进攻的情况下，在中共的促使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提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形成。

　　由此可见，救亡图存作为全民族的迫切愿望，也就是当时党的中心任务。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则是统一战线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功能。统一战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就能发挥“法宝”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