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在“十三五”时期要树立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并提出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既是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核心特征和要求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创新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运用。在当前人类文明向知识文明过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制度变革不断推进的时代，创新既是发展的世界观，又是发展的方法论，是贯穿新阶段始终和全局的主旋律。

　　追赶型增长对创新的要求不高

　　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先发国家的创新引领式增长，如英国、美国等；另一类是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型增长，如日本、韩国等。前一种增长主要依靠新技术的突破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总体增长速度比较平稳和缓慢。美国在过去180年的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而后一种则由于后发优势的作用，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增长任务，是追赶型增长或“压缩式”增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GDP年均增长率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倍，走的也是一条向世界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靠近的压缩式追赶之路。在追赶型增长中，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政府规制体系是追赶的推动因素，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是追赶的促进力量，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出口导向战略是追赶的助推力量，以产业转移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追赶的重要条件。追赶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一种表现，更是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追赶型增长对创新的要求不高，对学习的要求较高，因为创新的成本很高，而学习的成本较低。为了缩短差距，就必须有所取舍。为了提高追赶的速度，就要求政府瞄准先发国家的经验，对关键和重点领域集中投放资源；为了达到资源集中投放的效果，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暂时牺牲社会公共建设；为了减少社会压力，就必须倡导致富文化、成功文化、效率文化。先发国家有200多年的工业化史，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排放进行稀释，而追赶型增长的国家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工业集中排放，而稀释的时间序列又很短，生态问题集中爆发难以避免。先发展后调整、先污染后治理早已不是道路的选择，而是既成的事实。我们既然走了追赶的道路，享受了追赶的糖果，当然也必须去接受追赶的糟粕，去修复追赶的裂缝。

　　能否实现从追赶向创新的转变决定了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追赶型增长有生命周期。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压缩式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所拥有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大小决定了追赶潜力的大小，后发优势减弱了，追赶潜力就会变小；后发优势消失了，增长的驱动力就必须从追赶转向创新。无论是日本、韩国等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抑或是南美、东南亚等不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追赶都呈现出一种倒U形轨迹的周期。经济增速依次经历低水平均衡状态下的低速度—起飞—高速追赶—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完整过程。在高速增长时期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出口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等也经历了快速变化。差别在于，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在周期后期成功地完成了动力转换，走向了创新，而失败的追赶型经济体则失败在没有完成动力转换，开启一个新的创新驱动的周期，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的追赶也呈现出类似的倒U形周期形态，整个时间跨度约为40年，现正处于追赶周期的末期，这就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中主要的阶段性特征之一。对于已经进入转型箱体的中国，能否实现从追赶向创新的转变决定了能否实现周期转换，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创新发展是贯穿新常态上下和全局的全方位框架体系

　　与追赶型增长是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安排一样，创新发展也是贯穿新常态上下和全局的全方位框架体系。创新发展要求理论创新，在理论上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规律，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创新发展要求制度创新，搭建适合创新发展模式的政策体系，处理好创新驱动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等。创新发展要求科技创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从技术学习逐渐走向技术引领，为经济建设提供源动力。创新发展要求社会创新，构建适合创新、富有活力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观念和行为习惯。创新发展要求文化创新，把创新的根扎进文化的土壤，从文化上引导创新、宽容创新、赞扬创新、记述创新，让创新走入千家万户，变成万家灯火。创新发展还要求生态创新，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审对财富的理解和对发展价值的判断，创建新型生产模式，以创新来消弭经济建设中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升发展质量。（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