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市区的哄抢，不排除有人事后多少有些忐忑，这时，媒体报道给了当事人一次机会，也对哄抢者形成某种暗示和压力。压制人性中可能疯长的恶之苗头，培植其善的枝芽，这是包括媒体等方方面面要下工夫做的功课。

    在福建福州，一名女工高空作业时将6000元现金散落，遭哄抢，后经媒体报道，有人陆续送回现金，加上好心人捐款，共计11万多元，引来众人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

    而事情最初的情景并不这般正能量。当时钱从高楼随风飘落，路人哄抢，女工苦苦哀求也只寻回300元。事后经媒体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转发呼吁，还有当地警方的介入，才有路人主动还钱、热心人士捐款的“皆大欢喜”。

    之前，上海街头曾上演极其类似的场景，一男子在街头不慎散落近2万元现金，路人争抢，也是经媒体披露、警方介入后，事情出现逆转，捡钱者还钱，热心人捐钱，失主最后收到的钱超出其丢失的，事件的结局“为他们所在的城市挽回了脸面”。

    两桩事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经媒体及警方的介入后，事件由阴转晴。什么力量促成这种逆转？

    先看看哄抢者的心态。同样是哄抢，在福州哄抢事件之前，甘肃榆中高速路边有6万斤橘子被哄抢；在福州哄抢事件之后，四川广安一高速路旁的一车饮料被哄抢。类似新闻断断续续，高速路边成了哄抢事件的重灾区——往往是出了交通意外的货车上的货物散落，引来周边人哄抢。而这些哄抢事件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上海、福州的逆转。

    除了哄抢的有的是钱、有的是物的差异外，哄抢事件发生的地点不同，也是关键因素。一类是相对空旷、人流极少的高速路边，一类是人来人往的都市街头。按常识判断，在人来人往的闹市街头，人的一举一动被旁人看在眼里、被公之于众的可能性较大。毕竟，如今不少城市监控摄像头遍布，闹市区路人手机也是记录现场突发事件的方便工具。因此，闹市哄抢他人财物的举动被“记录在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高速路边。

    哄抢者多出于一念之差。在法不责众心态下，受“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心态驱使，哄抢者对自身行为的自律大为淡化。而如果换成一个人独自面对同样场面，当事人通常会相对冷静判断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后果，而当一群人在哄抢“无主”财物时，“不抢白不抢”的心态会支配当事人失去平日的理智。

    闹市区的哄抢，不排除有人事后多少有些忐忑，这时，媒体报道给了当事人一次机会。福州事件，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引述了律师对相关法规的解释，如什么情况下可能构成“侵占罪”或“不当得利”，还有警方也提供了还钱的联系方式等，这些都对哄抢者形成某种暗示和压力。而报道披露当事女工为外来工，夫妻二人来福州打工很辛苦，钱失落后很焦虑，引发了好心人的纷纷捐助——整个过程，媒体的报道起到一定的抑恶扬善的作用。

    还有，媒体报道了榆中警方对“1·4”聚众哄抢橘子的处理结果，对4名积极参加哄抢者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普法示范。它会强化一些人的法治观念，即无论是空中飘落的人民币，还是路边散落的他人物品，都动不得，“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在法治社会是要付出代价的。

    剖析人性深处藏着的恶，包括贪小便宜之类的小恶，我们可以留给学者。而调动各种力量，压制人性中可能疯长的恶之苗头，培植其善的枝芽，这是包括媒体等方方面面要下工夫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