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扭转“西话主导、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必须把握作为权力的“话语”有何特殊性，以及相比于世俗权力，“话语权力”在操控主体、传导规律和运作方式上有何不同。

　　在操控主体方面，话语权力是非强制的。世俗权力是以命令、服从等方式实施的，话语权力则是以传播、扩散的方式发生效力的。话语权力对受众的控制不是通过军队、警察、司法等外在强制来实现，而是通过话语受众的自觉认同来实现。世俗权力强调支配人的行为，话语权力则强调教会人如何思考。话语权力主体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促使接受者自觉认同。在霸权话语的统治下，普通话语受众很难保持独立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极易沦为强势话语的奴隶。因此，在话语竞技舞台上，与其说是人占有话语，不如说是话语占有人。今天，很多国人“言必称美国”，似乎“美国”二字成了真理的担保者，这就是话语主宰人、支配人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常以为自己说话有主见，从不人云亦云，但其实不过是受制于某种“话语权力”的控制，在一个个“话语陷阱”中越陷越深。当然，尽管话语权力的主体带有模糊性，但毋庸置疑，学者是拥有话语权力的特权一族，因此学者更应该谨慎于、负责任于这种权力的运用，而不能将学术公器变为谋私利、泄私愤的工具。今天，某些所谓的“公知”昧着学术良心和道德底线，拿着西方的施舍，充当西方的话筒，混淆是非、蛊惑人心，真是可悲可怜！

　　在传导规律方面，话语权力能够遗传和迁徙。世俗权力是被授予的、被占有的，因而也是可以被剥夺的；话语权力则是被获得的，难以通过外在力量剥夺，它具有自我膨胀和惯性遗传的本能。话语权力凭借历史的惯性而强势遗传，也可以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自由迁徙。比如，中国传统话语在今天依然根深叶茂，这是一种遗传惯性；同时，中国传统话语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落地生根，这是一种迁徙本能。世俗权力是一种硬权力，其刚性特征往往给人以距离感。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学术话语的柔性、温和特质极大地消解了“权力”可能引发的距离感和排斥感，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机制也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逆反心理和敌对心理。相比于世俗的政治权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在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不是使人感到无力，而是使人感到有力；不是使人感到浅薄，而是使人感到深刻；不是使人感到不满，而是使人感到满足；不是使人感到空虚，而是使人感到充实；不是驱使人逃避它，而是吸引人亲近它；不是带给人压力，而是成为人排解压力的一种选择。

　　在运作方式方面，话语权力具有多方发散的特征。世俗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其特征是“线性传导”，它所影响的主要是人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而话语权力则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也是由内而外、由中心到边缘逐步扩散的，它的触角介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传导特征是“辐射”。话语权力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生活，还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够彻底摆脱某种话语的控制。世俗权力有着清晰的边界，其作用范围是明确而固定的，“僭越”既是非法的，也是非常态的现象。话语权力没有固定的边界，其作用范围可以无限延展，可以侵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越界代言”“越俎代庖”在这里既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公开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今天，尽管很多国家不喜欢美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却没有人因此追究美国的法律责任，也没有谁可以命令它“住嘴”。应对它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提高我们自己的话语权，用我们的声音盖过它的声音。（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