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逝世。世人对其有很高评价，而对于国人而言，其逝世带给我们又一次认识和评价他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的契机，探讨这一模式的生命力、未来走向以及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借鉴意义。

　　李光耀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是血缘和地缘又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这种游走穿梭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独特经历及多年的执政经验使其独具一种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他了解东西方文明各自的特质及它们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因此他在选择新加坡的政体和发展模式时，并未从各种充满道德理想和政治修辞的主义、意识形态、乌托邦出发，而是采取了一种务实主义立场，以我为主，唯我所需，不管何种发展方式和道路，只要有利于新加坡的发展、繁荣、公正和秩序就行，无惧他人说三道四。典型的是他拒绝了西式的民主，建立了一党独大、以行政为主导的政体，对内实行铁腕治理。学界将这一模式称作“软权威主义”或柔性家长制。它缺乏民主，但又不同于典型的独裁专制，因为它具有高素质而又廉洁高效的行政团队和严明的法治，这两点既使新加坡获得了高速发展的效率，又维护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正。新加坡的成功既为这个亚洲小国及它的缔造者李光耀（人们尊其为“国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也回应了国际舆论对其“不民主”的指责。在笔者看来，新加坡模式的一条最基本经验就是：法治比民主更重要。

　　当然，从新加坡经验得出否定民主的价值的结论是不对的，在理论上，民主有着多重价值：一是民主为国家选择相对更为胜任的领导人和管理者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即选贤任能）；二是民主可以避免执政者走向独裁、专制和腐败；三是民主可以使国家决策过程能够及时回应民众诉求，汇聚民众智慧，从而使国家始终走在理性的轨道上；四是民主可以避免权力纷争和内斗，并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均衡。然而以上只是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理想和期望，现实中民主制度的运作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不说一些非西方的民主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缓，吏治腐败，即使在欧美这些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也在慨叹民主已经走入了僵化和困境。这说明民主虽然是好东西，但是西式民主绝非历史的终结。而新加坡的成功又反证了在西式民主的发展道路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毫无疑问，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1978年11月，在中国正在酝酿开启改革大幕之际，邓小平即到访过新加坡，与李光耀有过深入的晤谈，新加坡经济的繁荣程度及社会的秩序井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邓看来，新加坡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样板。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途中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此后中国党政官员、企业家纷纷赴新加坡学习取经，学习对象包括它的行政管理经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金融、贸易制度、工业园区等。目前中国当局大力推行法治，或许也有新加坡经验的影响。当然，新加坡模式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这不仅因为新加坡与中国在国家大小、人口规模及国情等方面大为不同，更因为新加坡模式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随着时势的变迁，这一模式也遇到了很多挑战。然而无论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教训，无论正反、得失、对错，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都是宝贵的教材。（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