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来，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2008年8月，盲艺人在表演。大山摄

　　“问天问地问爹娘，活了这一辈，老天呀，我是甚模样？

　　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拉起这胡琴来，老天呀，俺们整日里走四方。

　　云为盖的山为床，暑去寒来，老天呀，俺们走遍了太行。”

　　正如这首《问天问地问爹娘》歌曲中所唱，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上，有一支盲人队伍，他们背着行李，串成长串，抬头向天。队伍中的人一手抓着导盲棍，一手搭着前面人的背包或肩膀，脚尖颤巍巍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深一脚浅一脚，队伍蹒跚在山沟、小路上。行走，演唱，行走，演唱。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寒来暑往，一年要走360多个村庄。

　　他们行走的时间不以年计，而几乎以世纪算。从“三皇崇拜”到张起“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大旗，他们一直背着行囊，为太行乡民歌唱至今。

　　80多年来，山西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了“太行山里的文艺重步兵”，他们用流传千年的左权“开花调”唱着自己和山里人的故事。音乐学家田青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作家唐师曾说他们的音乐“应该跪着听”。

　　《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

　　“谁说桃花红来谁说杏花白，瞎瞎地活了这辈辈啊，我可没看出来。

　　山路路你就开花，漫天天你就长，太阳开花是甚模样，这辈子难思量。”

　　两张桌子一拼，八个凳子一摆，八个盲人操弄起他们背来的乐器，“咙咚呛”的锣鼓声一响，村民们迅速围拢过来，抽着烟的，抱着娃的，“盲宣队来了，盲宣队来了。”

　　这是8月12日下午6时，山西省左权县五里堠村街口发生的一幕。锣鼓声毕，左权县“向天而歌”盲人宣传队的成员有的更换了乐器，他们每个人跟前几乎都有两三种乐器，拿在手里，绑在腿上，或放在手边。

　　演出开始后，反映抗击疫情的新曲目、传统曲目等一首首歌曲，以村民们熟悉的“开花调”旋律，在盲宣队队长刘红权、王树伟等人的口中涌出。

　　演唱时，除了王玉文把脸埋在双手捧着的笙上，盲宣队大部分队员的脸都朝着天，头部跟着旋律晃动，一下一下，干脆有力。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只唱给自己听，只在一曲终了，听到村民们的鼓掌和叫好声时才会回过神，咧开嘴笑。

　　刘红权唱完《谁说桃花红，谁说杏花白》后，气氛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村里63岁的申淑萍自告奋勇，走到刘红权和王树伟身后，简单交流几句，音乐声又起了，在盲宣队的伴奏下，申淑萍唱了一首《二婶婶》。

　　接下来，几个农村妇女开始推搡一个穿红裙的女人，远处的男人们也跟着起哄，“上去，来一个。”50岁的王仲芳既想去又害羞，最后一摆手，也站到了申淑萍刚才的位置。王仲芳唱的是《有了心事慢慢来》，这是一首当地传统的情歌，王树伟和她对唱。王仲芳的声音响亮，调子很高，最后的一句合唱，王树伟破了声，大家哈哈大笑。

　　演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刘红权连说了几句“完了，散了吧”，这一两百名五里堠村民才陆续散开。

　　晚上，同事徐伟请盲宣队员们吃饭，中间的几个小插曲让记者意识到这群“没眼人”嘻嘻哈哈、互相打趣，看似豁达背后的艰辛。

　　吃饭时选了一张大桌子，他们互相拉扯着一个挨一个坐到了座位上。点菜时，刘红权说“一个人点一个”，结果8个人就点出来两个菜，一个是山西最常见的“过油肉”，一个是“凉拌莜面”。“给啥吃啥，谁能叫得出菜的名字呢。”68岁的药成江说。

　　好在晚上一起吃饭的还有五里堠村的会计，不然又闹出后悔的笑话。等上菜的工夫，他来了，看了一眼说，换座位。盲宣队的8个人按隔一人坐一人的方式分开。

　　“他们挨着，吃不上饭。”那名会计说完，把大家分散安插在他们中间，负责给他们夹菜，随后他又把这八个人面前的小碟子拿走，一个人发给一个大碗，“有什么菜都给他们夹到碗里。”

　　《红都炮台》

　　“红都呀炮台修哩牢，四围呀围墙，同胞呀，两丈多高。

　　英勇的八路军坚决往前冲，架云梯过围墙，攻在炮台根。

　　……

　　六月二十三天明四点半，红都呀炮台完了蛋。”

　　这首《红都炮台》是盲宣队唱了近80年的歌。“红都炮台”是日本人修建在太行山上的一个著名炮台，这首歌就是八路军摧毁炮台后当地百姓表达喜悦而唱出来的心声。

　　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八路军北上抗日开辟根据地。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太行山中部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东汉始置辽山县，宋置辽州。“太行八陉，山西锁钥”，意思是八百里太行山，只有八个出山的交通要道，成为打开山西的钥匙。左权县境内的辽河（今浊漳河）与太行山呈“十字”状，成为古“太行八陉”之一。

　　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中南部之后，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1940年开始，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后勤部、《新华日报》社等150多个党政军机构，在左权麻田驻扎了长达五年之久。八路军总部曾在陕西、山西、河北的80多个村庄驻扎过，在麻田时间最长。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左权县当时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位于北部今县城所在地的日伪政权，一个在南部麻田的八路军政权，两者相距50公里。麻田除被称为“小延安”之外，还被称为“小江南”，这里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小盆地，气温较高，且是富水区，左权县有大大小小2000多条河流。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群众基础决定，适宜总部机关驻扎。记者在麻田镇看到，当地村庄现在还有莲藕种植基地、水稻种植基地等。

　　1942年5月，日军大扫荡期间，为掩护总部机关转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在当年9月更县名为左权县。

　　左权县原副县长、左权历史研究者王占文说，抗战时期，八路军团结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成立了盲人宣传队，成为八路军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工种”。

　　“在此之前，据我们的师傅们口耳相传，太行山上的盲人和各地的盲人一样，算卦、卖唱、‘坐门墩’，在财主家门口唱曲、唱吉利话，赏碗饭吃，或领些赏赐的钱、小米等东西。”刘红权说。

　　据学者刘洪庆考证，在旧社会，盲人的“行会组织”为“三皇会”。那个年代，凡是游走在太行山上依托说书、算命而生存的盲人，必须参加“三皇会”，不参加就不允许卖艺、算卦。加入这样的组织，需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银钱，“会首”也称“瞎官”，将这笔钱放贷出去，来年收回的利息，就够组织一年一度的集会活动。

　　“三皇会”以州为单位，如沁州的沁县、武乡、沁源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聚会，辽州的辽县、和顺、榆社为一个组织，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组织聚会。《左权文化志》称：“‘三皇会’行‘会考、审案、说书’诸项活动，是盲艺人交流、竞赛的盛会，也处理盲人违纪行为，约束、规范艺人行止、言论。”

　　1938年，太行抗日民主政府将民间盲艺人组成盲人宣传队，1938年有3人，到1940年发展到11人，1943年发展到45人，分4个小队活动。他们以艺人身份为掩护，出入于敌占城乡，甚至炮楼、营房，借唱书和卜卦之名，宣传抗日，特别是在瓦解伪军方面有较大贡献。这一时期的曲目有《男十大劝》《女十大劝》《伪军十大恓惶》等，在根据地演出的书目有《红都炮台》《人民子弟兵》《拥护八路军》《左权将军》等。

　　但是盲宣队并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正式序列，抗战胜利后他们依旧是流浪的民间艺人，是文化部门领导的一支编外队伍，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太行抗日救国盲人宣传队”改名成“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又演唱《歌唱互助组》《合作社》《反腐败》《打假冒商品》《左权十大变》《退耕还林》《抗击疫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