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童年，都背诵过“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在课本里读到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它们的作者李白，唐代著名诗人，千百年来在中国家喻户晓。李白的一生，或因前途，或因游历，或因流放，自24岁离开家乡四川，就一直处于奔波迁徙中，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草地周刊将分上中下三部分，推出长稿《长风万里》，作者走访了1000多年前李白停留过的那些地方，从文学和地理的角度，将李白的一生娓娓道来。

　　聂作平

　　春天即将过去。

　　老去的人从病榻上起来，策杖徐行。他看到阳光下的山坡上，一簇簇红花明丽如霞。红花让他想起家乡的一种鸟。花和鸟有相同的名字：杜鹃。

　　记忆中，也是这时节，每当日暮，杜鹃鸟就会站在村居旁最高的树梢上，一声接一声地叫，一直要叫到次日凌晨天色朦胧。凄苦的叫声如泣如诉，人们称为杜鹃啼血。

　　老去的人由杜鹃花想起杜鹃鸟，又由杜鹃鸟想起故乡。在这个业已60岁的老人心中，故乡杳远而模糊——自从24岁那年挥手自兹去，他再也没有返回过。30多年前的故乡，虽然还点点滴滴地留在记忆深处，然而岁月消磨，已然慢慢又不可阻挡地淡了，远了，如同暮春时那些破旧了的春风。

　　惟有杜鹃鸟的哀鸣，依旧那样清晰，清晰得惊心动魄。

　　从杜鹃花到杜鹃鸟，是一个人长长的一生：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老去的人叫李白——在中国，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和一种人格精神的代表与象征。

　　其时，李白已进入人生的最后时光。一年之后，他将在长江之滨的一座小城孤独死去。

　　临终前，他写下绝笔《临路歌》。诗里，他又一次用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比。他悲哀且不甘地承认，由于时运不济，大鹏从中天陨落了。他自信，像他这样的天才，将“馀风激兮万世”，只是，人世茫茫，后代还有谁能像孔子识别不世出的麒麟那样，为他这只大鹏而哀伤追怀呢？

　　李白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他逝去后的一千多年里，他的名字从未被人遗忘，他的诗文被一代代读者传诵，他赞叹过的山川，后人一次次登临并临风怀想。重访李白之路，庶几，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个更真实更生动的李白。

　　故乡：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

　　三月的大地被几场细雨唤醒，成都平原春深似海。

　　灰白的高速公路笔直伸向远方，阳光下，发出质地坚硬的白光，像一柄长剑，把无边无际的油菜花一剖为二，而连绵的花香和忙碌的蜜蜂，又试图把它再次缝为一体。

　　为了李白，我又一次从成都前往江油。江油是四川盆地北部一座安宁的小城，视野尽头俱是青黛的山，仿佛要向所有到达这里的人暗示：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在此过渡。涪江和昌明河为城市带来了生机，一年四季，绵绵流水总是不慌不忙地从城中流过。当油菜花从眼前消失，接踵而来的是碧绿的杨柳，它们在春风中苏醒。

　　新世纪之初，当我第一次来到江油时，它的宁静和古老让我惊讶：早上走出宾馆，从杨柳夹岸的街道那头，竟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抬头看，是一匹吃苦耐劳的矮种川马，在一个农夫的驱赶下，拉着一车水灵灵的蔬菜往农贸市场而去。如果不是宾馆高大的楼房，你会以为时光重新回到了唐朝，一个叫李白的少年很可能就从马车背后飘然而过。

　　在江油，几乎所有我熟悉的人——至少30个——都众口一辞地说：李白就是江油人。江油出生，江油成长，直到24岁才离开。

　　与之相应的，是不少学者的另一种意见：李白是5岁那年随父来到昌明的——昌明是唐代的一个县，后改称彰明，再后来合到江油。李白的出生地，不在江油，甚至不在今天的中国，而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即使李白真的不是出生在江油，而是中亚古城碎叶；即使他真的5岁才随父迁居昌明，到24岁永别家山，他在江油仍然长达20年，江油仍然是他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20年里，李白在故乡读书——偶尔也到附近州县走一走，顺便修道、学剑——一流的诗人外，他还是二流的剑客和三流的道士。

　　青莲是江油以南的一座小镇，唐时，名为青廉，地处绵阳到江油之间。零乱的街道散漫地分布在涪江冲积成的小平原上，大多是两三层的小楼，在中国的乡镇乃至一些县城随处可见，似乎出自同一个想象力贫乏的建筑师之手。

　　李白生活了大约20年的故居陇西院，就在青莲镇外的一座小山脚下。如今，由于发展旅游，山上建了一座高大的仿古建筑，名曰太白楼。楼下，是一方方题刻着李白诗作的石碑。宽阔的游客中心和人迹稀少的停车场，把记忆里原本曲径通幽的陇西院衬托得很微型。

　　就像许多名人故居其实都是后人通过追思与怀念新建的一样，李白故居也不可能是唐代的初版——李白离家数十年后，陇西院沦为寺庙。宋代，首次重建。明清鼎故之际，四川遭逢千古未有之变局，几乎所有老建筑都毁于兵火。今天，我看到的陇西院是清朝乾隆年间所建。

　　总体上说，李白并不是一个有多么厚重乡土观念的人，他甚至很少怀念故乡，他生命中的那份豪爽与洒脱，决定了他是一个唐代的暴走族，他的根在远方，诗在远方，梦想也在远方。只是，如同任何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都有涓涓细流的源头一样，李白这条大河的源头就在江油。

　　得天地英才而育之，这是江油的幸运。

　　陇西院是一座川西民居风格的三合院，院子里，有一间李白书房――当然也是后人想象的产物。书桌上，陈列着笔墨纸砚，一把硬木椅子放在桌前，灰尘让它有一种历尽沧桑的错觉。这些文人书房里最普通的必需品指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时代。当它们各自散落时，它们是普通的，也是廉价的，但当人们把它们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它们又是华贵的，特殊的。面对历史的忘川，后人的确需要用许多模拟之物，去假想天才和一个时代的紧张与松弛，光荣和梦想。

　　站在小小的书房前，春天的午后有一种令人眩晕的寂寞与感伤：恍然之间，你会以为那个叫李白的少年才刚刚出门，或许在溪边看桃花李花的风景，或许在山上放一只扎了彩带的风筝。总之，你没感到岁月已经流逝了1300多年，你也没感到那个叫大唐的时代早就杳如黄鹤。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许多年后，当李白因永王之乱被流放夜郎时，客居成都的杜甫又一次怀念他毕生敬重的老友，并为他的命运担忧。他希望，漂泊天涯的李白，能够在暮年重归故里，重归昔年读书的匡山。

　　查《江油县志》可知，江油市区西北面的匡山，因“山石方隅，皆如筐形”，故名筐山；又因筐与匡同音，再称匡山。此外，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戴天山。从青莲到匡山，有一条古老的青石板路，据说李白就是沿着这条曲折如蛇的小路，往来于陇西院和匡山书院。一来一往的时间长达十年，小径经行的村落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都见证了那个稚嫩的少年，如何一天天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

　　今天，通往匡山的路依旧崎岖。山不算高，林不算茂，风景却有殊胜之处。三月的微风暖如熨斗，吹得人心里发痒。远远的农舍隐在大山的皱纹里，偶尔传出一两声温柔的鸡鸣狗吠，旋即又淹没于无边的宁静中。

　　李白的读书处在一座寺庙内，唐时称为大明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龙安知府蒋德钧感于李白匡山读书旧事，发起乡绅捐款，重建匡山书院。匡山书院最好的模范当然是李白，因此原有的李祠、太白楼、双杜堂和中和殿也联为一片，成为当地最具人文气质的地方。然而，蒋知府的善举没能长久地维持，时过境迁，高大的建筑早就沦为残垣断壁。

　　我前往匡山走的是公路。由江油市区西出，沿302省道行驶几公里后北折，不远处那些耸立的黝黑山峰就是匡山，父老口耳相传的李白读书台，便在其中一座山顶的平旷处。

　　李白出川前的诗作只留下不多的几首，其中一首写他去拜访山中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我眼前的匡山依旧森林密布，山道崎岖，虽然没有野鹿踪迹，但带露的桃花，飞挂的山泉，云中的翠竹却比比皆是。

　　这首诗也暴露了李白的秘密：从少年时起，他就对修道十分感兴趣。培养了李白这种兴趣的，固然有李唐推崇道教的时代背景，也和江油境内的一座道教名山不无关系。

　　道教名山即窦团山。

　　与匡山相比，窦团山名气大得多。虽然只有区区几平方公里，却因奇险闻名。远远望去，三座山峰笔直冲向蓝天，除了其中一座有小路可蜿蜒而上外，另外两座均无路可通。三座山峰之间，架设着沉重的铁索桥。方志表明，早在李白的时代，铁索桥就有了。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更换新的铁索。最近一次更换是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近三百载光阴后，今人已经不知道祖先是如何在又高又陡的悬崖上架设铁索的了。

　　窦团山原名团山。唐代之前，山上就有不少道观，旺盛的香火和虔诚的香客，使这一脉既不算高、也不算大的山远近闻名。唐初，彰明县主簿窦子明弃官隐居山上。据说他苦心修炼，后来得道成仙。为了纪念窦神仙，团山更名窦团山。

　　李白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但他毕生好道，求仙得道曾是他念念不忘的追求。

　　道教圣地近在咫尺，李白与窦团山相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令人惊讶的是，与描绘读书十年的匡山不同，李白给窦团山留下的诗作只有短短十个字，甚至不能称为完整的作品，更像一个突如其来的片断：

　　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

　　相较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佛教，产生于我国本土的道教追求的是修炼成仙，白日飞升。普天之下，得道升天的事谁见过呢？不过，对李白这种浑身长满浪漫主义骨头的诗人而言，道教的追求却天然地契合了他生命中的浪漫元素。

　　那位居住于戴天山的李白访之不遇的道士不详其人，另一个道士却对青少年时的李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就是盐亭赵蕤。

　　赵蕤长李白42岁，二人的年龄相当于祖孙的差距。几十年里，尽管朝廷多次征召，赵蕤俱不应。他隐居蜀中，潜心道术、帝王学和纵横术。作为他最得意的弟子，李白悉数继承了赵蕤的衣钵——不仅思想，还包括人生观和处世态度。是故古人把师徒并称为蜀中二杰，所谓“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李白初访赵蕤时，令他感到非常神奇的是，赵蕤养了上千只不同种类的鸟儿，他一呼唤，鸟儿就会飞到他身上——不久，李白也能像老师一样和鸟儿打成一片了。

　　中亚富商的家庭出身，汉夷杂处的生活环境，长途迁徙的童年漂泊，熟读儒家经典的少年时代，学道击剑的青年时期……诸种落差巨大的生活，造就了李白复杂甚至对立的性格：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好文又尚武，既醉心山水又热爱红尘，既好高骛远又脚踏实地，既乐观豪迈又忧郁敏感……总之，他是唐代诗人中罕见的异数。其他诗人太像诗人，如杜甫、王维、孟浩然，而他更像一个闯入诗坛的侠客、醉汉、浪荡子和道士，同时还是一个满怀政治热情的治国空想家。

　　终其一生，李白一直在儒与道之间摇摆。当人生出现顺境和希望时，他立即豪情万丈，仰天大笑出门去，相信或者说幻想他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尔后功成身退，像范蠡那样浪迹烟波五湖。然而，一旦现实不顺，挫折当头，他马上回到了道家，修仙炼丹，寄情山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飘飘然如方外之士。

　　已故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认为，李白“的确想当一当宰相，把天下治得太平，功成身退，就学范蠡和张良。这是在他一生的诗文里都一贯地这样表示着的。可是他也有学道的心，想当神仙，那也是同样很诚意的。在他政治的热心上升时，他就放弃了学道；在他政治上失败时，他就又想学仙；自然，他最后是两无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他的从政，的确有种抱负，那就是要治国平天下，所以做官要做大的，同时也不只是功名富贵的个人享受就满足。这一种比较成熟的政治愿望，是他在壮年时形成的。这一种学仙与从政的根本矛盾，此后支配他一生。”

　　我以为，李先生的论述相当精准。李白大约属于○型血，激情四射而又容易感到倦怠，热情似火而又无法持久。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得有些任性的人。

　　不过，在江油时，李白才20出头，还没遭受过任何人生挫折，不可能像老师赵蕤一样隐居山林，以野鸟琴书为伴。他要出山，要建立一番不世的功业。

　　自唐以降，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想释褐做官，似乎只有科考一途。但唐代科举成型未久，虽最为重要，但尚有其他道路可走。比如举荐，比如献赋。

　　京师重臣或封疆大吏一旦向朝廷举荐，常常事半功倍。至于献赋，那是汉代以来的惯例。如杜甫屡试不第，先后两次献赋，终因《三大礼赋》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不仅举荐和献赋可得官，甚至隐居有名也可得官，如称赞李白仙风道骨的司马承祯，他隐居天台山，名气甚大，从武后起，朝廷就屡次征召，死后还追赠银青光禄大夫。

　　要想获得举荐，就必须干谒。在唐代，为了获得达官贵人举荐，读书人——尤其是以诗文擅长的诗人，几乎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干谒。

　　干谒的字面意思是有所企图而求见显达者。具体到唐人干谒，就是为了在科场胜出或是直接入仕而拜访显达者，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才华，赢得好感，得到举荐。为此，甚至产生了一种称为干谒体的诗歌品种——说白了，这些文辞典雅的诗作，类似于当代的自荐信。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皆如是。

　　李白的干谒生涯自19岁开始。那是开元八年，即公元720年春天。当匡山上的草木又一次吐出亮晶晶的新芽时，他前往彰明以南的成都。在成都，他拜访了益州长史苏颋。苏曾官至宰相，是一个温厚的长者。按李白后来的说法，苏很赏识他，指着李白对手下官员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如此，苏颋却没有举荐他。不知苏颋是出于客气才待李白以布衣之礼，还是多年后李白的追述有所修饰？

　　拜访苏颋没结果，李白又沿着成渝古道去了渝州（重庆）。在渝州，他拜访了刺史李邕。李邕之父李善乃《文选》的注释者，此书是包括李白在内的年轻学子使用的教材，李邕本人则是知名书法家。但是，李邕对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礼貌而拒绝——他令手下一个复姓宇文的官员把李白打发走。

　　成渝干谒，李白唯一的收获就来自宇文——他送了满脸失望的李白一只桃竹制成的书筒。

　　冬时，李白重又回到家乡，回到匡山，并在诗作里流露出归隐林泉、终老青山的念头。其实，李白才20多岁，所谓归隐，所谓林泉，俱不可能落到实处。就像几百年后侯方域下第，煞有介事地写文章表示从此杜绝儒士，闭门隐居一样，皆不过是有口无心地发发牢骚而已。

　　远方：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天文学上有个词叫红移，意指光源远离观测者时，观测者接收到的光波频率比其固有频率更低，即向红端偏移，故称红移。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中的其他星体都在红移。也就是说，从浩瀚的空间看，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变得越来越孤独，因为所有星体都在远离我们。

　　如果把红移这个词借给历史，历史上的人和事也同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红移。祖先离我们越来越远，他们的呼吸和欢笑早已在风露中凝固。他们曾经的苦难与欢乐，以及难以逾越的艰难苦恨，到如今，都不过是旧籍里了无生意的文字。

　　幸好，依凭文字，我们也许还能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关于李白，我们也只能依凭他留下的几百篇诗文以及同时代和稍晚者的记述，而我一直相信，对这些先贤人生轨迹的重访，尽管由于时过境迁，很多地方不仅名字变了，甚至连地貌也发生了变化，但仍有可能让我们在想象并还原他们的生活时，更多一些真实与妥贴。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24岁。春天，他买舟东下，写下了平生第一首民歌风的作品：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

　　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按古人说法，人生的机缘与遭遇是前定的，于诗人，就有诗谶一说——诗人灵感所至写下的诗句，完全可能在日后兑现，成为他们对命运的自我预言。李白这首《巴女词》似乎就有诗谶的意味：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是啊，远去的巴蜀儿郎，你几时才会回来？终其一生，除了流放夜郎时溯江而至巫山外，李白漂泊的脚步如同暗夜远去的灯盏，再也没照亮过沉寂的故乡。

　　检阅李白留下的全部诗文，回忆故乡的篇什并不多，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那些忆起故乡就涕泗纵横的诗人相比，李白对故乡似乎缺少更多的眷爱。我曾经奇怪于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却更有勇气踏上漫漫征途。他们壮岁的游历，动辄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山川阻隔，故乡和亲人杳如黄鹤，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匆匆上路了。长亭与短亭之间，名山和大川之间，古人意气风发的样子令人嫉妒。

　　反观今日，古人一年半载才能走完的路，飞机几个小时就可安然抵达，但多少现代人有过诗意的远行呢？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自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今人虽交通便利，可几人能重复太史公的足迹？对古人来说，渺不可知的远方不仅是一种诱惑，更是一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方式。

　　李白的轻舟在开元十三年春天驶出了故乡巴蜀，东去的浪花顶托起那叶小小的木船。江流浩荡，春暖花开，眼前的景象令第一次出远门的李白心旷神怡，他的内心深处是否天真地认为：从此，人生之路也将顺水行舟一样写意而美满？

　　出川后经停的第一站是江陵。在江陵，李白认识了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司马承祯对李白很有好感，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还年轻，既没名气也没影响，除了梦想和才华一无所有。司马的称赞对李白便很重要，好比我们对一个孩子的表扬往往会改变他的人生一样，司马的表扬也令李白激动。为此，他写下了《大鹏遇希有鸟赋》，把自己比喻为大鹏，把司马比喻为希有鸟。那只李白想象中“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大鹏，从此成为李白坚定不移的精神自况——终其一生，他是如此渴望像大鹏那样搏击云天，扶摇万里。

　　黄鹤楼向来被看作武汉的地标，它与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和山西鹳雀楼并称中国四大名楼。初次漫游的青年李白由江陵来到江夏（武昌），耸立于长江之滨的黄鹤楼，自然不会忽略。

　　今天的黄鹤楼是一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尽管竭力修饰出古意，但粗糙与仿冒感依然扑面而来。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自然不是如今的样子，甚至也不在如今的位置，而是更靠长江——20世纪修建大桥，黄鹤楼楼址作了移动。我曾看过日本人常盘大定拍摄于一个世纪前的黄鹤楼。它矗立在一大堆高高低低的民居中，虽然最高，却不像现在这样鹤立鸡群。当然，常盘大定拍摄的黄鹤楼也不是李白登临的黄鹤楼。这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名楼命运多舛，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灾难就像它的名声一样鲜有出其右者。1884年，黄鹤楼毁于大火，此后一百余年，黄鹤楼只是一个令人追思的遗址。我们现在见到的黄鹤楼重建于1985年。三楼一座大厅，墙上绘有众多登临黄鹤楼的名人，李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位。

　　登临送目，必然有诗。李白读了壁上所题的崔颢的七律后，竟然没动笔，感叹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个故事说明两点，其一，崔颢的诗的确好，至少这首黄鹤楼，令诗仙也扼腕称赞；其二，后人认为李白一生自负，几乎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以他对崔颢作品的表现观之，并非如此。

　　自从有了遥感技术，人类就得以从渺远的高空俯瞰自己的大地。对这些从太空发回的照片，我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原本辽阔的山河被浓缩到一张小小的照片上。虽然地图也能缩地千里，却没有遥感照片的真实具体。

　　在一千公里高空，当卫星对着中国大地拍摄时，我看到了一片赭黄中夹杂着一些淡蓝，淡蓝中的一个小分部，静静地淌在湖南北部。当卫星更靠近，这片淡蓝的小分部变大了，略似于一只扭曲的葫芦。这就是洞庭湖。

　　古人云：“四渎长江为长，五湖洞庭为宗。”意思是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水，数长江最长；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五大淡水湖，以洞庭为首。这不仅就洞庭湖当时面积最大而言，也与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这片浩荡的湖水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商隐、孟浩然、范仲淹等光辉的名字连在一起。作为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即便在湖区不断缩减的今天，面积依然超过两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县辖地。

　　李白漫游的脚步数次抵达洞庭湖，他的目光几度注视八百里洞庭浩渺的烟波。

　　第一次是他出蜀后的壮游。在荆楚期间，他遇到了同样来自蜀中的友人吴指南，于是结伴而行，同游潇湘。

　　愉快的旅程很快因吴指南的暴死戛然而止。抚摸着同伴的遗体，李白大放悲声，他第一次感觉到生死如影随形。擦干眼泪后，他把吴指南暂葬于湖边，尔后东下。三年后，李白再次前往洞庭湖，把吴指南的遗体取出来，骨肉还没分离，他就亲手用刀把骨头剔下来，背着它徒步走了几百里，安葬在武昌附近。

　　很多年过去了，当李白不再年轻，他龙钟的脚步还将重合青春的脚步。那是他被流放夜郎遇赦后，他还会来到洞庭湖边，登临那座古老的楼。

　　就像黄鹤楼业已走进丰沛的中国文学史一样，岳阳楼的光辉也笔直地烛照千秋。自从开元初年张说在洞庭湖畔筑楼起，一千多年间，它多次遭受重创倒下，又多次倔强地重新站立。

　　时至今日，几度兴废的岳阳楼依旧屹立于洞庭湖边。登楼远眺，眼前还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描绘过的景象：“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当李白初次登楼时，那种带着惊讶的喜悦在他诗里触手可及。是的，那时他还年轻，年轻得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年轻得有些目中无人。然而，命运始终是一个不讲游戏规则的对手，它最擅长的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多年以后，当年的翩翩少年须发如雪，洞庭湖仍旧水光接天。在与时间的比赛中，除了大自然，没有人能获胜。李白如此，我们亦然。

　　同为大诗人的杜甫一直是李白身后的小兄弟，这位命运比李白还要乖张的诗人，青壮年时代的颠沛流离没有换来晚岁的安宁与幸福。相反，他的晚岁生涯甚至比青壮年时代还要凄凉。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李白已去世六年，杜甫也是风烛残年，要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亦将终结。那一年，杜甫登上了李白数次登临的岳阳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五律：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君山是洞庭湖无数岛屿中最知名的一个，从岳阳楼望过去，它像是在水天交接处浮动。虽然海拔不过几十米，面积也不足一平方公里，却是整个洞庭湖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最引人入胜者。

　　然而在李白看来，举目风景的君山还是不要为好——把它刬掉的话，湘水就畅行无阻地平铺远流了；整个洞庭湖倘若用来盛酒，足以醉杀无边无际的秋天。

　　奇特的想象不减当年。虽然遭遇了人生的种种苦难与不测，李白依然葆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之心。与杜甫的沉郁悲壮相比，李白把人生的苦难统统过滤掉了，他让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的瑰丽与想象的高远。

　　暂厝了吴指南后，李白独自上路。种种迹象表明，李白此次壮游有一个大致的目的地，那就是剡中。当他从湖北境内又一次出发时，他在诗里写道：“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剡中是哪里呢？即历史上的剡县，也就是今天浙江嵊州及周边地区。这一带山海相接，景色清幽，尤其自魏晋以来，高人逸士多汇于此。如李白一生最敬佩的先辈诗人谢灵运，其家族就在这里有大片庄园。

　　李白并不是直奔目的地而去的。他顺江东下，一路走走停停。首先，来到庐山，在感叹了庐山瀑布乃银河落九天后，来到金陵，即今天南京。关于金陵，或者说南京，作家叶兆言的说法深合余意。他说，“南京在历史上不断地被破坏，被伤害，又不断地重生和发展，这个城市最适合文化人到访。它的每一处古迹，均带有深厚的人文色彩，凭吊任何一个遗址，都意味着与沉重的历史对话。”

　　一生中，李白多次前往金陵，也多次凭吊不同的江山遗迹。流放夜郎遇赦后，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李白又一次来到金陵，他登上了一座著名的古台。那就是因他的诗篇而名扬至今的凤凰台。

　　凤凰台的得名，据说是南朝刘宋时期，有三只凤凰飞临城西的小山。为了纪念这一祥瑞，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台，称为凤凰台。凤凰台所在的小山，称为凤凰山——今天南京南部的百家湖边，有一座圆形高台，上面树着三只巨大的红色凤凰雕塑，人们把它称为凤凰台。但它并非李白所游的凤凰台。李白的凤凰台遗址在夫子庙西侧的秦淮河畔——更具体的位置，有人说在一所校园内。那年，李白登罢凤凰台，留下了七律：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人生的种种不得意让豁达的诗仙也未免愁闷滋长。当他历尽沧桑，脚步遍及大半个中国却一无所获时，他终于生出了三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恍惚。

　　不过，第一次到金陵时，李白还年轻，有的是时光，有的是金钱，也有的是豪情和酒兴：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南京之后是扬州。扬州之后，李白深入剡中。镜湖、若耶溪、王右军故宅，到处都留下了他的屐痕。726年晚秋，李白从剡中回到扬州，兴尽悲来，陷入了此前很少有过的忧伤中。原来，年轻的他，因家境殷实，带着大笔盘缠，甚至还有一个书童随行服侍。一路上，他纵情挥霍，“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这么一笔巨款，除了自己消费，还仗义疏财：“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没想到，这么大手大脚，很快就千金散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雪上加霜的是，钱花得差不多时，人也病了。窘迫中，他突然怀念他的老师赵蕤。然而老师远在故乡，根本没法帮他。

　　最终，帮李白的是一个叫孟荣的朋友。孟荣系江都县丞，李白尊称他孟少府。孟少府给了李白一笔钱，并请医生为他诊治。在病中，豪放的李白也变得敏感，那个深秋的夜晚，他独看天上明月，不由思念故乡，以及故人的亲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着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孟少府不仅解了李白的燃眉之急，还为他指明了另一条更长远的路：他给李白介绍了一门婚事。他觉得，26岁的李白应该结束漫游成家立业了。

　　李白听从了孟少府的建议，于727年春天离开扬州。烟花繁茂的江南远了，他的客船溯江而上，去往一个叫安陆的小地方。

　　（小标题）蹉跎：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十多年前，围绕谁才是名副其实李白故里，江油和安陆有过一次影响甚大的争论。我的朋友老蒲是当事人之一，说起此事，至今犹自愤愤不平。在这个江油人眼里，只有江油，才是货真价实的李白故里。当年工商部门却判定：安陆使用李白故里不侵权。之后不久，甘肃又提出李白故里在天水——加上吉尔吉斯坦，李白故里一下有了四个。其情其景，让人想起古稀之年自杀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的感叹：“呜呼！一个李白，生时无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争者无时而已。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则一针见血地说，“李白就像一个大蛋糕，每个人都想分一块。即使李白现在没有死，我想他自己也会笑死的。”

　　是的，犹如许多在世时不为人重，死后却被封神的大师一样，李白亦如此。同样的例子，梵高在阿尔发疯，可怜的他用剃刀割下一只耳朵，作为礼物送给一个妓女。阿尔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将梵高赶走。而今天，阿尔却以梵高而自豪。

　　人类的悲哀就在这里：必须等到那些怀才不遇的大师已成为天地间的过客后，才会在怀念与伤感中想起未曾把他应得的景仰与尊重给他。凯撒的归了凯撒，上帝的归了上帝，大师的却没有归大师。

　　如同江油一样，安陆也是一座小城。历史上，安陆忽而称安州，忽而称安陆，忽而为州治，忽而为郡治——不论哪一种，大多时候，其行政级别都比今天的县级市要高。并且，唐宋时，安陆处于繁忙的交通线上，它“北控三关，南通江汉，居襄、樊之左腋，为黄、鄂之上游。水陆流通，山川环峙。”

　　江汉平原边缘的安陆，其西、北和东北都是隆起的山地。如果从空中鸟瞰，平原与山地交错，就像一个人摊开的手掌，掌心是平原，指头是山地。

　　同样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出了安陆城，向西北而行，不到二十公里，就进入了翠黛的山中。

　　山名白兆山，但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碧山。不仅碧山更富诗意，并且，它本身就来自李白在这里写下的一首诗：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如今的碧山，或者说白兆山，建成了李白文化旅游区——当然，必须的标配是纪念馆。纪念馆是供人凭吊和缅怀的，而眼前的青山绿水，尽管和唐时相比肯定有了变化，但应该大体相差不多。一千多年前，李白从扬州来到碧山，居于山中。不久，他按之前孟少府的介绍，作了许家的女婿。然后，又回到山中。

　　许氏是李白一生中有据可考的四个女人之一。这四个女人，分别是两位正室，即许氏和后来的宗氏；另两位没有名份，仅为同居关系，一个姓刘，称刘氏，还有一个姓也没留下，因是鲁郡人，后人称鲁妇。

　　安陆周遭几百里，许家都是声名最显赫的官宦世家。许氏的祖父许圉师曾官至宰相，许圉师的父亲、祖父、曾祖以及儿子，也做到了刺史一级。许圉师的六世孙——算起来，比李白晚三辈——乃晚唐著名诗人许浑，“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他的名句。

　　可以说，李白一生都在寻找前途，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寻找前途。按理，唐代科举已成型，学而优则仕乃社会共识，李白应该像他同时代的王维、崔颢、祖咏、王昌龄等人那样应科考，在金榜题名后取得入仕机会。奇怪的是，李白从未参加过科考。

　　原因其实很简单。唐朝规定：“刑家之子，工商殊类”不得参加科考，李白的商人家庭出身，决定了李家虽然有钱，却没有社会地位，连科考的资格也不具备——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其社会地位反倒不如一个躬耕垄亩的农夫。但重农抑商的时代确乎如此。只有农业才是本，其它都是末。

　　所以，对王维年纪轻轻就高中状元，李白只有羡慕的份儿。他必须另谋出路，另辟蹊径——这蹊径竟然一辈子也没有辟出来。他一生都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中循环，直到垂垂老去。

　　无论怎么看，李白的两次婚姻，都带着浓厚的功利色彩，正是他试图另辟的蹊径之一。

　　许家累代官宦，许氏的祖父更是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李白一介布衣，出身卑微。这样的婚姻，显系高攀。作为对高攀的回应，许家并不让李白娶走许氏，而是入赘许家。

　　赘的本意指多余之物，入赘就是男子就婚女家，相当于女家的多余之物，称为赘婿。在我老家四川南部，入赘称为倒插门，为人鄙夷。绝大多数时代和地方，赘婿地位都很低下。不仅自己要随女家生活，生下孩子，也要随女家姓。秦朝时，常把逃亡捕获者、商人和赘婿抓去服徭役。如《史记·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

　　尽管赘婿名声不好，地位低下，唐代却很流行——其中很大一部分赘婿都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权贵之家，往往以女招赘士人，而士之末达者，亦多乐于就赘，藉为趋附之梯。”

　　李白也希望通过入赘许家，获得一张趋附之梯，从而实现他自比管、乐和诸葛的政治理想。

　　入赘许家前，李白去了一趟距安陆不远的襄阳。襄阳位于汉水中游的唐白河汇入处，交通极为发达。水路而言，从襄阳出发，既可溯汉水达陕西，也可顺汉水进长江，还可逆唐白河上中原。陆路而言，襄阳是南襄隘道和荆襄驿道的连接点。水陆枢纽的便利，为襄阳赢得了南船北马交集地的美誉。与襄阳城一江之隔的汉水东岸，有一片连绵的低山，望之蔚然而深秀。李白时代，山中住着一个著名隐者，即田园诗人孟浩然。

　　李白由安陆到襄阳，就是为了拜访孟浩然。其时，比李白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已是成名大诗人，作品风靡天下，骄傲如李白，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敬仰：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查李白全集可知，他一共为孟浩然写了五首诗。孟浩然集中，却找不到回赠李白的。不过，这并不妨碍孟浩然在李白心中的崇高地位——因为，隐逸的孟浩然，其实代表了李白人生目标的另一半——一半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一半是功成身退，弄舟江湖。孟浩然，正是后一半的代表。

　　见过孟浩然后，李白回到安陆与许氏成婚。这一年，李白二十七岁了，算是标准的晚婚青年。

　　李白对许氏的颜值很满意。他带着新婚妻子到安陆南边的应城泡温泉，并称赞许氏“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但是，新婚燕尔的李白似乎并不快活。不快活的主要原因是许氏的堂兄对他充满敌意，不断诋毁他，算计他。李白只好说服许氏，从城中的许氏大宅搬到白兆山。

　　李白希望借助许家人脉进入仕途的梦想，最终看来，也只是梦想罢了。唐代以安陆为中心，既设置过安州，又设置过更重要的安州都督府。按李白后来的自述，首任安州都督马公很欣赏他，“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并对手下长史李京之说，“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而“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句句动人”。

　　李白的自述有夸大嫌疑。首先，马都督乃一介武夫，尽管好文，未必真的发自内心推崇李白。且马公身寄封疆，原本有权向朝廷推荐李白，而这也是李白干谒他的目的，马公却没有这样做。不久，马公调离。按李白的说法，马公的长史李京之，曾听到过马公对他的称道，但李京之对李白却没什么好感——甚至，李白还曾为一点小事得罪他，令李长史耿耿于怀。

　　李白毕生好酒，几乎是饮者的代名词。在安陆时，一天晚上，李白与友人喝醉了酒，午夜才回家。路上，他看到李长史的车驾，冒失地冲上去想打个招呼，不想，马受了惊，差点把李长史丢翻在地。李白的冒失行为，不仅冲撞长官，而且违反宵禁。当然，由于许家的声望和李白本人的名气，他没有受皮肉之苦，却不得不写了一篇低三下四的书信向李长史认罪。这就是收录在李白全集中的《上安州李长史书》。

　　大多数人固有印象里，李白不畏权贵，狂放不羁，用杜甫的说法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读了他给李长史的信，这种印象将为之颠覆——你甚至怀疑，这些诚惶诚恐的文字，真的出自李白之手吗？他在信中自贬妄人，“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偶然遇到老朋友喝高了，不小心冲撞了长史车驾，只有“敢昧负荆，请罪门下”。如果李长史原谅他的“愚蒙”，“免以训责”，那他将不惜性命回报，以此“谢君侯之德”。

　　卑辞曲意的信使李白免受了李长史的训责，但也使李白在后人印象中大大减分。幸好，此事不久，李长史调离了，裴长史来了。李白赶紧又给裴长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向朝廷举荐自己。

　　给裴长史的信中，李白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不无夸大地自我表扬了一番。然后是对裴长史的吹捧，这些吹捧今天读来仍感肉麻：“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

　　吹捧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但即便从李白带有褒义的描写看，裴长史也非善类：“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差不多就是一个不理政事，天天狂喝滥饮，左拥右抱的酒色之徒。到了李白的笔下，他不仅“贵而且贤”，更有甚者，李白还编造民谣把吹捧进一步深化：“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将华轩”——颇像他后来吹捧韩朝宗时编造的另一句民谣：“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无须为尊者讳。海子诗云：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来浇灌家园。古今中外，概同此理。我猜李白写这些比等因奉此的公文更无聊的作品时，心情多半是恶劣的――公文至少不用肉麻地放弃尊严吹捧长官。但李白必须写，他企图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带来转机。

　　转机却没到来。裴长史毫无反应，李白又一次失望了。

　　李白留下的作品中，有一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散文，却最能体现他的人生态度。那就是《春夜宴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申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在桃李芬芳的园子里饮酒赋诗，兴尽悲来，叫人想起人生的短暂和世界的偶然，最后，只有劝君更进一杯酒。情绪的起承转合，意境的大起大落，于李白的一生，都能找到佐证。

　　这座美丽的桃李园就在安陆，这里见证了他的快乐和忧愁。这时的李白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古人寿命不比今天，而立之年不再年轻。然而功业未建，只能写些不能安邦济世的诗文，这于从小就渴望出将入相的李白而言，桃李花开的春夜未必尽是欢乐。或者说，欢乐的尽头是莫名的忧郁。

　　安陆这个小地方看不到希望，那就只有去首都长安了。就像在给裴长史的信中说的那样：“西入秦海，一观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