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到了，翻开北京地图，我们会发现，地名里有“牛”字的还真不少。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洪波介绍，北京地区以牛命名的地名由来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动物交易市场而得名，如牛街；二是因地貌形似牛的某种部位而得名，如牛犄角胡同(今西牛角胡同)等；三是来自传说典故，比如牤牛桥、牛王庙。现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地名变迁，很多曾经的“牛”地儿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不见了，但它们的“牛”历史却值得一说。

　　牛街，传说曾因种石榴得名“榴街”

　　王洪波说，现在大家说起北京带“牛”字的地名，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牛街了。名气最大的当然也是牛街，有一则将北京地名串在一起的对联是这么说的：花市草桥鲜鱼口，牛街马甸大羊坊。牛街是北京唯一以牛为名的大街，如今这里回汉民族亲密大融合，早已是北京穆斯林聚集居住地，也是京城清真美食一条街。

　　“牛街名气大，来源于它本身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王洪波介绍说。唐代幽州有一条繁华商业大街叫檀州街，自后汉起就是古蓟城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也是北京最早最热闹的商业街。据史料记载，檀州街附近历史胜迹很多，有燕角楼、牛街礼拜寺、法源寺等，现在的牛街就位于这条古老大街的附近。

　　牛街的名字演变非常有意思。金代时，牛街称柳河村，或柳湖村，因北京地处永定河中游，水系分流于北京南、北、中三个通道，其南道分支涉及古代牛街西南部地区，低处经常积水，杨柳成荫，犹如水乡。有句古诗“柳湖古寺市南头，芳草间房处处幽”说的就是古牛街的风景。

　　当时河道旁有一土岗地势高耸，公元十世纪左右(北宋、辽)时代，有一些穆斯林在这里居住了，他们在土岗儿上建起了一所小型礼拜寺，这就是牛街礼拜寺的开始。到了元朝，忽必烈为了修建元大都，把中亚的穆斯林工匠迁到了现在的牛街地带，逐渐形成了穆斯林文化。元代是穆斯林比较多地进入北京的时期，当时新修的大都城内，集中了官宦人家和富商大贾，而包括牛街在内的中都旧城，仍然是普通人的聚居地。明代有部分来自江南的穆斯林也迁居牛街，成书于雍正初期的牛街地方志书《冈志》中称：“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东等省份分派来者。”牛街民间流传的“祖先是随燕王扫北，揪着龙尾巴来的”传说，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说法。牛街也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北京回族最集中的居住地，直到今天。

　　从明朝开始，牛街的名称又几经演变。明朝时，牛街被叫作“冈上”，据《冈志》记载：明，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上”。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在新城广宁门、右安门西南角有牛肉胡同、大圣安寺、小圣安寺、教子胡同。”这里的“牛肉胡同”就是今天的牛街，名字来源于这里有很多牛羊肉摊贩，即《冈志》所记载的“居民多屠贩之流”。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刊行的《宛署杂记》第五卷《街道》载，在白纸坊五牌二十一铺有“礼拜寺街”，即今牛街。清初已有牛街之名，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日下旧闻》中，开始出现“牛街”地名。

　　据说牛街在历史中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榴街”，因为早先聚居在这里的穆斯林喜欢种植枣树和石榴树，所以他们就把东西走向的两条长街叫做枣林前街和枣林后街，把南北向的街叫做榴街。

　　关于穆斯林爱种石榴，可以从石榴的外来史中找到依据。晋代《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但汉代文献并没有张骞带回安石榴种子的记载，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所著《中国伊朗编》认为，石榴种子并不是张骞带回的，而是逐渐移植过来的，应该是先传入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而后渐至中原。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穆斯林对石榴情有独钟。

　　时间长了，这里的人们说起“榴街”不如“牛街”顺口，又因回民多从事养牛、贩牛、屠牛和售牛肉等行业，所以“榴街”就逐渐衍变成了“牛街”。

　　不过关于“榴街”这一名字及其来源，仅仅出现在一些民间传说和口耳相传中，正式的官方史料中则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

　　“牛”气消失的胡同

　　除了牛街这一大街，北京的牛地儿必须要说说这“多如牛毛”的胡同。对老北京旧胡同名比较了解的都知道，旧时很多胡同名都是以动物命名的，比如猴尾巴胡同(今侯位胡同)、狗鹰胡同(今高卧胡同)、打狗巷(今大沟沿胡同)、猪营(今珠营)、猪市口大街(今珠市口)。

　　王洪波说，这其中，以牛命名的胡同有不少，如牛房胡同、牛蹄胡同、牛角胡同、牛犄角胡同、牛肉胡同、牛血胡同、牛油胡同、牛八宝胡同等。与牛相关的，主要还是取街巷胡同形状，像牛角、牛蹄、牛毛之类。“像是牛角胡同，其实以前不止一处，不过现在好多这种地名都已经消失了。”有的是因为雅化改名，例如牛蹄胡同改成了留题胡同，牛蹄迹胡同改成了留题迹胡同；有的并入了邻近胡同，例如西安门内牛圈胡同，八十年代初已并入了草岚子胡同。草岚子原为明清御马监草料场，也就是为朝廷养马存放牧草的地方。北京有三条牛圈胡同，一在西安门内，一在安定门内，一在东四牌楼，都是因为饲养牛的场所而得名；有的则被拆除了，如牛八宝胡同。

　　据王洪波介绍，北京的“牛”地儿消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叫牛血胡同。在今天的地图上，大家已经找不到牛血胡同，不过西城有个留学路，它和出国留学可没有一点关系，其实这里就是原来的牛血胡同。明朝时，因此地多宰牛户而名牛血胡同，清代沿袭。民国初年，“血”音转为“学”，改称留学路。从民国时期，这条胡同就颇为繁华，有“小大栅栏”之称，现在还保存着比较有名的庆祥斋糕点厂、洪记白水羊头、宫门口馒头等店铺。

　　此外，牛录胡同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牛录名字中带牛，不过跟作为牲畜的牛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例外。”2018年6月，市规划国土委官网信息显示，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7条胡同正式发布了地名公告，其中就包括西长安街南侧的牛录胡同。

　　“牛录”，也写作“牛禄”，是满语音译，意为射兽用的“大箭”。早期女真人为了提高狩猎的效率，很早就建立起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章程——从各部族里面抽出一些有名望的人作为每队的首领，这些有名望的人可以统领这些族人一起行动。这就是早期的牛录制度，领头的被称为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的意思。可见，早期的牛录是一个基层管理单位，每个牛录的人数并不统一，随着女真部落的逐渐壮大，牛录制度也渐趋完善，并形成体系，一牛录为三百人。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为了方便管理和统治，又建立了八旗制度。

　　清朝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写到，在西长安街路南，金朝遗刹双塔庆寿寺南面，有南小胡同曰回子营，夹道曰头牛录、二牛录。今天的牛录之名应该就是来源于此。

　　在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和牛有关的地名不下20条，有些是因为曾是牛圈，或者宰杀、贩卖牛肉，最多的要数“形似牛角”这一类了，在这20多条中就占了一半，多称牛角胡同、牛角湾、牛犄角胡同。

　　在西直门内大街北侧、新街口地区西南部曾有两条牛角胡同，南面东西走向的是前牛角胡同，北面东西走向的是后牛角胡同，清朝时分别叫前牛犄角胡同和后牛犄角胡同。两个胡同曲曲折折，并且连在一起，很像牛头上长的一对牛角。这两个胡同已于1990年拆除。

　　五环里的其他“牛”地儿

　　牤牛桥

　　在北京城内还有一些与牛相关的地名，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对北京古桥有过系统研究的梁欣立介绍说，在德胜门外以北偏西，元代土城护城河上，曾有座单孔的古石桥，叫做“牤牛桥”。据说牤牛桥和明朝时从四川来到京城的僧人遍融有关。遍融和一般的僧人不同的是，在他身边一直有一头大牤牛跟随，帮他拖行李，一路陪他跋山涉水来到京城。梁欣立说，这个和尚在历史上有真人，现在宣武医院对面的长椿寺就是遍融来到北京之后，由皇家为他改建的(现为宣南博物馆)。

　　据说，遍融后来做了千佛寺，也就是今天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拈花寺的首任方丈，名气很大。平时，遍融在寺内修持，大牤牛就会驮一个大钵，到京北一带募化供养，朝出暮归，从不间断。沿途的人们都认识这头牛，就把食材或其他东西放在钵里，并且亲切地称它为“大牤子”。

　　一日，牤牛募化回来，走到土城的护城河畔，正卧地休息时，忽然传来了遍融圆寂的消息，当即泪如雨下，朝天大吼三声，滚地身亡。大家都说这头牛通人性，有佛缘，真神牛也。

　　僧人们在“神牛卧化”的地方修了一座桥，桥栏上刻有牛形图案，命名为“牤牛桥”并将牤牛葬于附近，另外还修了牤牛庙和牤牛坟。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拈花寺后院遍融遗像前仍有个铜制牤牛，牛背上驮一铜钵，牛前还有一槽。这也印证了传说中牤牛化缘的场景。

　　明清，这座桥是出阎家豁子(今牡丹园一带)过小月河的必经之路。1970年花园路开通后，牤牛桥就弃置不用了，上世纪80年代整治小月河时被拆除。随之被大家逐渐遗忘的，还有这感人的传说。如今，牤牛桥的原迹位于元大都遗址公园内，人们在那附近又修建了一座小桥。

　　牛作为农耕时代与收成息息相关的动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代民间百姓对牛深为敬之，各朝官府也多有禁止杀牛之律。不仅如此，牛的形象还很早就融入神话体系，不管是上古神兽夔，还是老子的坐骑青牛、通天教主的坐骑奎牛以及八大圣之首的牛魔王等，在各类宗教和神话体系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牛的影子。牤牛桥的传说，就是牛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的一个例子。

　　牛王庙

　　早年东直门外，有座牛王庙(亦称春牛庙)，解放前庙就已经荒废了。上世纪80年代此处建造大型立交桥，初名牛王庙立交桥，后改称三元立交桥。据说牛王庙旧址就在桥下。关于牛王庙的由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原先牛王庙这片地区经常有野兽出没，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大家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百兽之王——老虎把野兽吓走。真的老虎自然是不敢用也找不到的，于是人们拿出一块虎皮，让家里的老黄牛披上，并且在牛角插上了两把令箭。这方法果然起效，老牛立下汗马功劳，后来村民就为这头黄牛盖了一座牛王庙。

　　另一种说法则和旧时的“打春牛”有关。打春牛是一种古老的中国民俗文化，在立春这日举行，又称为“鞭春”。清朝时，官府迎春鞭牛的春场，在东直门外一里许，牛王庙则建在春场以北。清人的《燕京岁时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

　　既然叫牛王庙，那么，牛王又是谁呢？牛王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保护牛类的免疫之神，旧时农家多供奉。据记载，牛王名冉耕，字伯牛，是孔子弟子，主司耕牛疾病健康。

　　除了立春这日，正月初五也是旧时人们祭牛王的日子。为何选在正月初五这一日呢？这就要说到古代的“看天占岁”了。关于春节，有句俗语叫做：“头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这句俗语里面的每个数字，都代表了初一到初八的其中一天。有人说是西汉时期东方朔为了占卜新的一年各种物产的收成情况而设。据宋高承的《纪原·天生地植·人日》中记载：“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也有说法认为初一到初八占岁是根据女娲补天所造宇宙万物的顺序排的。初五占牛，是汉族民间传说中女娲造牛的日子，又称牛日，郊区农民要在这一天祭牛王，求耕牛平安。

　　从前，离牛王庙旧址很近的太阳宫一带的农民多是以种菜为生的。因为这里土壤良好，且近坝河，水资源丰富，适宜种菜。这里的农民除种菜供自家食用外，还常年为城里送菜，是京城著名的老菜乡。这里建有牛王庙供奉春牛，包括打春牛、正月初五祭牛的风俗，都是农耕文化的遗产。如今，随着城市发展，农田变少，这些民俗痕迹也就渐渐消失了，牛王庙也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