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上，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永远是一个催人奋进、引人深思的时期。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在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踏上这块曾经令全世界惊奇、令无数进步人士神往的黄土地，回望那颗曾经照亮神州大地的“红星”，其光其芒，穿越历史，扑面而来。

　　在党的七大旧址，墙上镌刻着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的一句话。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摄

　　山青水碧的宝塔山延河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摄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摄

　　吴起镇——并非偶然的“落脚点”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小册子在英国伦敦出版。短短一月间，此书先后发行五版。从此，来自中国西北一角的那颗“红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陆续进驻吴起镇。吴起县党史专家马广千介绍，党中央在这里的13天里，开了7次会，打了4次仗；由彭德怀指挥的“切尾巴”战斗，彻底击溃尾随而来的国民党骑兵部队。捷报传来，毛泽东欣然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至此，该支队主力历经367天、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正式在吴起镇画上句号。

　　马广千说，虽然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非事先安排好的，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是党中央行军大方向决策正确。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张国焘南下分裂的企图和危害，9月9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12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明确放弃“川陕甘计划”，决定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创建革命根据地。二是陕甘苏区革命环境基础好。9月20日，陕甘支队抵达甘肃哈达铺，从几份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有苏区的消息后，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地”。马广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途中机动灵活的方向性决策与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陕甘根据地较好的革命基础，这两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时代际会，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堪称“水到渠成”。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源地”

　　走进延安市子长市，车水马龙的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很少有人知道，早在8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诞生过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市”——瓦窑堡市。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当毛泽东在瓦窑堡作出这一预判时，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新局面”已然在这个深藏于陕北大山褶皱里的小镇上策动了。1935年冬，带着直罗镇战役大捷的征尘，著名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秀延河畔的田家院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张浩等13人与会。据党史记载，瓦窑堡会议从12月17日开到25日，九天时间里，会议结合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最新精神和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重大决策，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旧址纪念馆馆长徐宏伟说：“会议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会议精神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做了更为深入透彻的阐述。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基础。”

　　在不足12平方米的窑洞里，一面土炕几乎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两张八仙桌拼起来的会议桌旁围着六条长凳。驻足旧址，85岁的党史专家王志厚引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给彭德怀的电文：“这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王志厚说，毛泽东所说的“很好”，不仅指会议的成果，也是对“严肃、激烈、真诚”的会议气氛有感而发。

　　强大、高效的执行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迅速走向壮大的又一利器。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委员会，主攻围困陕北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此后短短半年多，几乎每个月，三方都分别有关键人物的秘密会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之约。陕西省党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武振说，在这次长达6小时的历史性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因此，进入1936年秋天后，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并着手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这些都为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平解决并最终形成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大局奠定了基础。”

　　延河宝塔——中流砥柱 圣地热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穿行在鳞次栉比的延安革命旧址之间，诗人贺敬之那首魂牵梦萦之作将记者的思绪带到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位于凤凰山麓半坡的一栋窑洞式四合院，是1936年12月18日中共和平接管延安后，毛泽东的第一个落脚处。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著作都诞生在这里。旧址讲解员说，收录在《毛选》前四卷中的140多篇文章中，有112篇在延安完成，其中16篇写于凤凰山麓。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延安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的地位日益凸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陕北红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在抗日前线，八路军浴血奋战，平型关大捷、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雁门关大捷、百团大战……捷报频传，振奋全国。

　　据袁武振介绍，从1938年至1945年八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逐年分别是：59%、62%、58%、75%、63%、58%、64%、69%。数据充分表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并逐渐成为战略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到1945年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岁月最生动的写照。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谈判，当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由苏维埃制向抗日民主制全面转变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时期。

　　在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的历史遗迹、老照片和数据图表为后人勾勒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三三制”制度创新、先后三次的三级边区民主选举以及工会、青年救国会、妇联、战地服务团、抗敌互济会等抗日根据地民主改革和大量群众性团体的集中涌现，令80多年前“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圣地延安形象跃然眼前。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说，经济建设是边区政府的重任。大生产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以及党中央开展的减租减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也为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治理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一张“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38年至1945年，边区耕地增加1.44倍、粮食产量增加1.32倍、牛羊驴等存栏增幅均在2.5倍以上。胡建满说，这样的发展速度放在今天当然不算快，但在当时严峻的环境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胡建满介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1940年，蒋介石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还调集50多万军队对边区形成了五道包围封锁线。正如毛泽东所说，“困难真是大极了！”“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党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一场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山川峁峦间展开。

　　距宝塔山40多公里的南泥湾，如今是延安市南泥湾开发区。依托丰厚的红色文旅和现代农业资源，这里已成为陕甘宁区域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年的南泥湾堪称抗战时期的‘开发区’。”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吴雄说。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挺进荆棘遍地的荒芜之地。吴雄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至今仍然是激励我们新时代开发区人的宝贵财富。据记载，进驻头一年，全旅收获粮食16万公斤；到1944年，不仅粮食全部实现自给，还给边区政府上交大量公粮。昔日“烂泥湾”变身“米粮川”。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南泥湾经验迅速在边区和各个根据地推广开来；中央领导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种菜、朱德捡粪、周恩来纺线等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杨家岭——党建工程的重大“坐标”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门前一侧，镌刻着党的一大至六大简况的六方巨石由远及近，直抵门前。

　　移步礼堂内，瞻仰保存至今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会场陈设特别是主席台上方高悬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记者似乎听到755名党代表纷至沓来的脚步声。

　　1945年4月23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整整持续了50天。预备会期间，毛泽东追述了党成立以来24年的奋斗史。开幕当天，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目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霍静廉说，原定会期较短，可是当与会代表在听了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反映理解消化时间不够，纷纷要求延长会期。如此，七大就成了党的历史上会期最长、举行全体会议最多、大会发言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大会还修改了党章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七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和形势任务以及党员队伍状况等，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一个全新的较为完备的党章。”霍静廉说，七大最辉煌的成果是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中。“自此以后，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指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事实验证了毛泽东在七大闭幕时作出的豪迈预判，党的七大结束后仅两个多月，日本宣布投降；此后党中央又在延安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规模最大的解放战争”。袁武振说，党中央在陕北和延安的13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壮大的最关键时期。“首次准备召开七大的1937年，全国只有党员五六万人，七大召开时，党员数量已达到121万人；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13个月后占领南京，一年半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