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原标题：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引题）

　　红军长征播撒的革命火种（主题）

　　秦岭、伏牛山、大巴山等一系列山脉纵横交错，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地带。80多年前，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在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在红军长征的滚滚铁流中，诞生了一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共鄂豫陕省委、中共陕南特委（即鄂豫陕特委）的领导下，红25军、红74师等主力部队团结带领地方武装以及根据地人民，为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艰险，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用鲜血和生命创建和坚守了这块革命根据地。

　　战略决断：敢于决策、善于决策

　　在哪里创建根据地？能否独立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主力部队离开后如何坚守根据地？鄂豫陕省委和陕南特委在面临这一系列艰巨抉择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审时度势，率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从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鄂豫皖省委认为，要“把选择的地区和整个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看。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合适，只应向西——鄂豫陕边区发展。”红25军转战桐柏山、穿越伏牛山，长驱1800余里，以2900人的弱小兵力，冲破20余倍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2月8日由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进入陕南。以陕南为中心的鄂豫陕边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回旋余地较大，满足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这一带曾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渭华起义的部队、红四方面军、红3军、陕北红26军先后来过这里，人民贫苦且斗争意识强，物产较为丰富，加之该地区位于国民党中央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势力的交界处，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经过慎重的研究分析，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会议上，作出决议毅然选择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并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号召全体同志“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这解决了红25军长征后新根据地的选择等重大问题，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具有奠基意义。

　　对于红25军能否独立创建和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曾有过不同意见，甚至还有人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1935年2月19日虎坪会议、3月10日华阳会议、4月中旬葛牌镇会议等会议上，鄂豫陕省委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省委副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认为，鄂豫陕边地区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打个形象的比喻，是一个“香炉脚”，完全可以与川陕和陕北两个根据地互为掎角。经过讨论，大家思想逐步统一。省委号召全体同志克服怕苦畏难情绪，看清必然胜利的前途，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心不动摇。

　　1935年7月15日，在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鄂豫陕省委当即召开会议，在没有任何命令指示的情况下，主动作出红25军西征北上，配合党中央战略行动的决策。代理省委书记的红25军政委吴焕先代表省委给留在陕南的郑位三、陈先瑞等人留下了指示信，就坚持和发展鄂豫陕边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遗憾的是吴焕先的指示信未能送达留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同样未能得到任何信息和指示的情况下，鄂陕特委和豫陕特委选择了独立坚守根据地。两特委主动靠拢并通过联席会议作出了合并组建陕南特委（鄂豫陕特委），组建红74师，独立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对于坚守鄂豫陕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游击战争：纵横涤荡，百折不挠

　　“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创建和坚守便无成功的可能。

　　红25军先后打破两次重兵“围剿”，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要创建新的根据地，必须首先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农村的基础。1934年12月，红25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率领下，开始以大回旋的“飘忽”游击行动，先南下湖北郧西，又北返陕西商洛，再东进河南卢氏，西抵陕西蓝田，一路横扫当地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为根据地的建设扫清了障碍。要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必须打破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1935年1月至4月，红25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积极寻求在运动战中歼敌。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等战斗的胜利，并攻占了柞水、宁陕、佛坪等多座县城，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围剿”。在与强敌作战的同时，红25军还采取“就地下种”的办法，不断派得力干部率小分队创建小块根据地。至5月初，红25军已在三省边界地区建立了4块根据地，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随后，红25军展开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敌军30多个团的进攻，红25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战略战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6月初，红25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并于6月16日和7月2日取得了紫荆关和袁家沟口两场战斗的胜利。袁家沟口战斗后，红25军转兵外线作战，尽力把敌军调出根据地。7月13日，红25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锋直抵西安以南20余里的韦曲、子午镇一带，各路敌军大为震撼，皆逡巡不前，第二次“围剿”遂被打破。至此，以陕西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达到全盛。

　　红74师百折不挠，独立坚持游击战争，浴血坚守根据地。红25军西征北上后，根据地面临着极为复杂险恶的形势。敌军以20多个团的兵力，实行“划区清剿”，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红74师在陕南特委的领导下，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转战于鄂豫陕边的20多个县。国民党军惊叹，红军“东西无方，去来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两年间，红74师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攻克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破了敌军从3个团到10多个团的三次大规模围攻，歼敌约4000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部队发展到了2100多人。红74师的游击战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红25军、红二方面军等红军的长征。1936年11月，红一方面军发动山城堡战役时，红74师转战华山脚下，声势撼敌，毛泽东曾表扬：“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共陕南特委于1937年4月率红74师离开商洛到长安县大峪口整训。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鄂豫陕边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根据地建设：红色割据，多措并举

　　根据地建设是党创造新社会的初步实践，党的建设、武装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工作千头万绪。鄂豫陕省委首先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及党领导的地方武装。1934年12月下旬，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军第1军成立。同月底，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六路游击师。1935年5月中旬，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成立。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区委，组建了华阳、茅坪等游击队。这些游击师、赤卫队、抗捐军等地方武装，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游击战争。

　　随着红25军打破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根据地规模迅速扩大，苏维埃政权也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至1935年5月，根据地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鄂豫陕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严格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1934年12月10日，发布《什么是红军》的政治传单，申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12月20日，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保护个体经商者和小商贩的正当权益，促进物资商品的流通。1935年1月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这些政治传单、布告、告群众书，体现了鄂豫陕根据地政府的政策方针。陕南特委在坚守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鄂豫陕省委的诸多政策，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制订和实施了一些符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和策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整了党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争取“大刀会”等成为同盟军，保护城镇商业，保护邮政，保护学校等。这些政策和策略的贯彻实施，对于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根据地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反动营垒的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

　　“打土豪，斗老财，穷苦百姓喜开怀；旧世道，翻了个，庆祝建立苏维埃。”这首流传于鄂豫陕根据地的民歌，道出了贫苦群众对根据地的拥护和热爱。红军来到鄂豫陕边，所到之处，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一些“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衣物、粮食和住房。帮红军、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根据地人民的自觉行动，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入伍、父子同参军的动人景象。在积极参加主力红军的同时，根据地人民还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与当地民团、保甲力量作斗争。这些地方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大的战斗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活动，遇敌则“蜂拥”而战，使敌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处处挨打。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在鄂豫陕省委、陕南特委领导下独立创建并坚持下来的，辐射影响了鄂豫陕三省，形成了与川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鼎足之势，支持了陕甘，也牵制了进攻川陕的敌人，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红军主力部队的长征。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红25军北上陕北，对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艰辛而光辉的战斗历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高宝新、郜耿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