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宝”漫漫回家路

新民晚报记者 王蔚

被掠夺、被盗窃的文物，返还之路为何艰难？追索流失文物有何新趋势？如何助力博物馆更好地“去殖民化”？近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与上海大学共同主办了一场“博物馆、去殖民化、文物返还：全球对话”高端专家研讨会。

与会的各国文博专家就文物归还的现状、难点、路径等展开了跨国界、跨文化和跨专业的探讨。有中国专家提出，要努力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加大追索流失文物的力度，尤其是注意通过法律途径着力，用足、用好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等，力争使更多流失海外的国宝早日回家。

一重新审视藏品背后的源流本真

2020年初，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研究所所长来到英国，了解到英国多个文化机构藏有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宝藏，试图商讨归还的可能。位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旁边的汉考克大北方博物馆也加入了此次商讨。馆方开始着手对藏品进行彻底的审视，尤其关注澳大利亚藏品的来源，希望发现既往的一些情况。对澳大利亚和原住民藏品开展的研究表明，许多从世界各地流入的藏品往往缺乏重要信息，特别是关于它们出处的信息。正巧碰到了新冠疫情，在那段博物馆闭馆的日子里，馆内组织人力逐一研究230多件藏品，希望更好地了解这些藏品是怎么来到英国的。研究的结果倒不怎么让人意外，许多藏品都与昔日的大英帝国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确认了一件青铜乐器展件是1897年英国入侵尼日利亚贝宁城时掠夺来的。基于这个新发现，汉考克大北方博物馆便提醒尼日利亚政府，希望他们留意纽卡斯尔存在属于他们的青铜器，并乐意择日讨论该物品的归还问题。现在，该青铜物件仍在展出，但馆方重新作了解读。新的标签已经清楚地写明，这是英国军队在一次大屠杀中获得的物品。而这样的表述，在博物馆界被看作是一种“惩罚性讨伐的语言”。

汉考克大北方博物馆还对埃及藏品展开了同样的研究。在对一具木乃伊化的意尔蒂鲁女士的遗骸考证后发现，该展品的出处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简单，原有的展品标签本身就包含事实性错误。于是，馆方对这具木乃伊重新作了解释，承认意尔蒂鲁曾生活于古埃及，并承认展览她的遗骸还有许多内在问题需要去重新探究。

亚当·戈德华特是英国汉考克大北方博物馆经理。他说：“一个首要的关键任务，是对我们的藏品及其解释‘去殖民化’，以及对收藏品和收藏过程的重新审视，以确保藏品背后蕴含的文化更加多元化，也更加平等。我们还会再度审视藏品的解释方式以及我们要讲的故事。”

二“放错地方”的文物能否放回去

杉蓓扬戈是赞比亚妇女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不仅在当地一家媒体工作，还服务于多个国际组织。她说，过去几年，非洲的一些博物馆就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过很多次，那就是怎么去看待“属于原住民社区的物品”，特别是那些被“放错地方”的物品，如何在错误场景中向观众正确阐释，如何澄清过往的事件。一件物品，当它存放在原来的社区和它被移到博物馆内，其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博物馆里，观众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去观看的，但这个物件本身的故事可能会被错误演绎，而且这个错误认知还会被不断演绎。

近年来，赞比亚妇女历史博物馆与藏品的原社区、与藏品现存国家的博物馆建立了合作项目，创建了一个3D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超过800件赞比亚的文物，并且有从西方国家的一些博物馆获得的藏品相关文件和影像。杉蓓扬戈说：“我觉得把这样一些文物返还到原社区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原社区，那些展品其实已经消失几百年了。我们还希望找到一些年长者，希望他们能识别这些文物，并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物知识。我们曾找到一位90岁的老人，给我们讲了很多与平台上800多件文物有关的历史掌故。今后我们会使用原住民的语言对这些原住民的文物编码和解码。就拿平台上的一个锅来说，博物馆的解释只是一个非洲原住民用的炊具，但在社区访问后发现，在原住民最早的语言中，‘锅’其实是代表着财富的意思，谁拥有了这口‘锅’，谁就拥有了金钱。所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知识，文物的解读往往会变成一种简单的功能性描述。”

杉蓓扬戈表示，博物馆是一个概念，文物代表着历史，我们要赋予文物新的功能，那就是人与物的共存，而且文物还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博物馆，共创一个新框架下合作、共享的博物馆。

三两个现行国际公约约束力有限

在中国文博界，段勇是一位响当当的专家，北京大学考古与博物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60后的他，在2017年被引入上海大学担任副校长，现为上大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他说：“文物流失海外是伴随着殖民化和全球化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时至今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文化遗产的非法贩运仍然是仅次于毒品走私和武器走私的第三大非法贸易。由此可见，文物流失和返还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国际社会关于文物返还问题的公约主要有两个：1970年公约和1995年公约。它们都在文物返还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如适用时间有限等问题，因为它只对公约签署生效之后的案例有约束力，而对于公约生效之前的文物不具备溯及力。”段勇介绍：“2002年，希腊向英国追索埃尔金大理石雕。当时，欧美有7个国家的18家很著名的博物馆，他们的馆长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以文物作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产为借口，表达支持大英博物馆拒绝归还希腊文物的强硬立场，引来国际社会和博物馆界的哗然与批驳，包括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康明斯女士也专门发表了声明。在国际社会各方的压力下，此后2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几年，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殖民背景文物，成为国际文物流失的研究热点。以法国、德国、荷兰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他们对待殖民背景文物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比如，法国从奉行原来的公共物品不可转让，转变为向原殖民地国家归还文物。德国博物馆协会在2018年公布了殖民背景藏品处理指南，并且在2019年更新了指南。荷兰政府在2021年宣布，将无条件返还明确是从原荷兰殖民地非法所得的文物。连一直态度比较强硬的英国，2022年也在各方压力下归还了部分贝宁青铜器。这一系列的案例标志着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殖民背景文物返还的有利趋势。”

段勇说：“根据我个人的最新研究，迄今为止进入海外公共机构和私人收藏领域的、有中国背景的文物大概有1500万件，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正当交流、合法交易的艺术品、商品、纪念品等。这些正当的、合法的文物大概占了90%。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大约10%，也就是近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文物，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半叶出现了几次文物流失的高潮。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加入了目前文物返还的两个国际公约。为了弥补公约的局限性，我国迄今还与2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对于非法流失的文物，原则上当然都应该按照国际公约的精神，通过追索来促成返还。”

四追索成功的文物不过沧海一粟

尽管挽回流失的文化遗产对民众更深入认识中华文明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仍面临巨大困难。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相比庞大的流失海外文物，成功回归的文物仍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迄今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途径主要有三种，即购回、捐回和追索返还，当然这三者之间也有交叉。

购回，主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针对一些难以通过法律追索和外交手段回归的文物，采用商业购买的方式让文物返回祖国，也就是市场购买，是一种权宜之计。虽然这样的案例有不少，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于非法流失文物，这种购买回来的方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瑕疵，类似于花钱买回自己被盗的财产。这既是对流失国民众的二次情感伤害，也容易助长新的文物非法流失。

捐回，是指海外的华人华侨、国际友好人士、外国政府或者博物馆，将其所藏或者所购中国流失文物以善意捐赠或友好外交的方式促成回归，这样的案例也比较多。这种介于购买和追索之间的方式，是目前最通行的文物回归途径。

追索返还，是按照国际公约、各相关国家的法律来解决流失文物归属纠纷的方式，是最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和伦理道德原则的一种回归方式。但是，受制于公约的局限性，这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返还方式。

专业人才不足也是中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面临的一大困难。2008年，上海大学成立了“流失海外文物研究中心”，去年5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目前，这个中心已形成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梯队的研究团队，涵盖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科技检测分析等多种学科背景，并率先在国内高校开设了中国海外文物领域的课程，正在成为中国海外流失文物领域的人才孵化基地。段勇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该中心能在有关各方支持下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流失文物研究、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单位。

段勇说：“根据我国相关职能部门的统计，从1949年到2019年的70年间，中国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共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最近几年，又有多批次的非法流失文物在各方努力下成功回归。这是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积极作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之下，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