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美援朝战场上，每一件兵器都承载着“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写在前面的话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此为标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这一天来之不易。2年零9个月里，手握劣势武器装备的志愿军官兵，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取得一次次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注视中国的目光。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一伟大战争实践，打出了令强敌生畏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也彰显着“靠什么赢得下一场胜利”之问的答案。

历史不会磨灭，英雄业绩永垂。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走近一件件见证志愿军官兵浴血奋战、制胜强敌的武器装备，在回顾历史中致敬英雄先烈，汇聚新时代革命军人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动力。

安炳勋使用的M1卡宾枪（上）。 易才学缴获的M2卡宾枪（中）。 曾南生使用的卡宾枪（下）。

卡宾枪——

彰显志愿军非凡战场适应力

■程春蕾  曹志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的枪械中，有一些美制M1、M2卡宾枪引人瞩目。每一支枪的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其中的一支M1卡宾枪上，刻有“战斗英雄安炳勋”的字样。

美制M1卡宾枪，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较多的一种枪械。该型枪研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枪重较轻、弹容量较大、后坐力小，有效射程约200米，适用于近距离作战。

解放战争中，我军缴获了大量国民党军队装备的M1卡宾枪。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又缴获了不少该型卡宾枪，并很快将其变为我军的称手武器。

安炳勋是志愿军第42军125师373团1营1连1排排长。1950年11月29日夜，在围歼美骑兵第1师7团的新仓里高地战斗中，他指挥2个班分两路从沟堑、树丛中朝山头发起攻击。在左腮被子弹打穿的情况下，安炳勋忍痛带领战士歼灭美骑兵第1师一个排，又击溃另一个排。他们缴获的武器装备中，就有不少卡宾枪。

后来，在进攻道城岘战斗中，安炳勋壮烈牺牲。1952年7月27日，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由于在数次战斗中，安炳勋带领该排连战连胜，他使用的M1卡宾枪也成为功勋枪，被刻上“战斗英雄安炳勋”的字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安炳勋的用枪被陈列其中。

与安炳勋的用枪一起展出的，还有志愿军第40军118师354团4连排长曾南生使用过的M2卡宾枪和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战士易才学缴获的M2卡宾枪。

M2卡宾枪定型于1944年。与M1卡宾枪不同， M2卡宾枪可选择单发、连发射击模式，还可使用30发弯曲弹匣，火力持续性好。

随着战事的推进，该型枪缴获的数量增多，很快成为志愿军官兵手中的利器。

1951年3月17日的吾野坪北山战斗中，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志愿军第40军118师354团4连7班连续作战后，只剩下曾南生和李克先。没有重武器，2人巧妙利用弹坑、土包作掩护，收集阵地上散落的敌机枪和卡宾枪，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了5个多小时，击退10多次进攻，李克先牺牲后，曾南生继续战斗，出色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

上甘岭战役中，易才学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向597.9高地之敌进行反击，半路冲击受阻，敌密集火力给我军造成伤亡。关键时刻，易才学越过层层封锁，连续炸掉敌集团火力点3个，为部队前进扫清了障碍。此次战役中，易才学用缴获的机枪和60毫米口径迫击炮等武器歼敌百余人，缴获机枪14挺、卡宾枪73支、火焰喷射器2具，获“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在战斗中缴获，在缴获后学习，在学习中熟悉并发挥其效能……这种做法，不仅体现在志愿军对美制卡宾枪的缴获使用上。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使用的武器装备来源较“杂”。这些来源不同的武器装备，在志愿军官兵手中，往往很快就运用自如。

岁月更替，传承不息。昔日的武器装备已完成其战斗使命，但它们所承载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尤其是其所体现出的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以及所表现出的非凡战场适应力，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官兵奋勇前进。

黄继光牺牲处挖出的爆破筒（残体）。

爆破筒——

释放摄魂夺魄的惊人力量

■刘郑伊  智佳慧

一段残破的金属圆筒，静静地躺在灯光里。如果不是旁边摆有写着“黄继光牺牲处挖出的爆破筒”字样的说明牌，很难有人想到它曾性如霹雳烈火、令敌胆寒心惊，也很难想到它的旁边曾站过一位英勇无畏的热血男儿、一位视死如归的志愿军战士。

爆破筒，这个随着歌曲《英雄赞歌》的传唱而广为人知的兵器，如今就在眼前。它那因曾承受强力而开裂的两端，让人在感受到酷烈战场的同时，也让志愿军战士“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的英雄形象浮现在眼前。

抗美援朝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武器装备先进，他们使用爆破筒主要是在雷场开辟通道或炸开铁丝网。志愿军的装备较差，近战攻坚类武器更是缺乏。于是，原本作为工兵器材的爆破筒，在志愿军官兵手中变换了“角色”，和莫洛托夫手雷一起被大量用于“解决”敌军的坦克和明碉暗堡。

爆破筒和莫洛托夫手雷威力较大，尤其是爆破筒，一旦在碉堡中爆炸，就可让敌人大量伤亡，因此常常令“联合国军”闻之色变。

但这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力量，更来自志愿军所体现出的英勇无畏。爆破筒需要短距离引爆，必须抵近目标才能使用。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志愿军官兵每次使用爆破筒，都要冒极高风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二级战斗英雄”龙世昌两次将拉燃的爆破筒塞进敌人地堡，都被敌人推了出来，紧急时刻，他毅然用胸口死命抵住爆破筒的一端，炸毁了敌人地堡。“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所携带爆破器材用完后，毅然从地上一跃而起，用伤痕累累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用生命为战友冲锋开辟了道路。正是凭借着这种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志愿军官兵一次次把爆破筒塞进敌人的碉堡和工事，让其释放出摄魂夺魄的巨大力量。

这种气概与精神，对敌人来说是震撼，对志愿军官兵来说，则是力量源泉。

黄继光牺牲10天后，接任他当班长的吕慕祥，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手持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在597.9高地的1号阵地上，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朱有光和王万成先后拉响爆破筒，选择了与阵地共存亡！

凭借这种宁折不弯、殒身不恤的血性胆气，志愿军官兵用手中的武器，开辟了一条条通往胜利的道路，树起了一面面不倒的战旗。

如今，在“黄继光英雄连”，每天点名的第一个名字是“黄继光”，一人点名，全体答“到”；在“黄继光班”，永远有一张下铺属于黄继光。这种传承，与眼前的爆破筒残体一样，传递着一种烛照今昔、辉映未来的巨大力量。

姚显儒使用的排雷钳。

排雷钳——

给敌人地雷来个“大搬家”

■黄武星 董点点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把看似貌不惊人的小钢钳。与美军当时复杂多样的地雷相比，这把钢钳构造简单，几乎谈不上有科技含量。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姚显儒正是使用它先后排雷200多颗，立下赫赫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常在阵地周边布下地雷阵充当“护身符”。为排除我军进攻道路上的障碍，不少志愿军官兵开始学习排雷，姚显儒就是其中一个。

姚显儒以前没有学过多少地雷构造知识。一次执行任务时，他和战友被地雷挡住了去路。姚显儒决定拆雷。行动之前，他对战友说：“你离远些，仔细看我怎么拆，如果拆得不对头，我牺牲了，你要接受我的教训，继续努力，一定要把拆雷的经验找出来。”

他边仔细观察，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成功排除了这颗地雷。从此，姚显儒就迷上了排雷。只要不作战，他就仔细琢磨，无师自通地摸索出一套排雷方法。在此过程中，一把小钢钳成为他的称手工具，外八字形的尖嘴可以挑出电线，钳嘴则用来剪断钢丝和电线。

敌人后来布下的连环雷阵，也被姚显儒和战友们一一破解。一次，他们挖出地雷太多，索性将其埋到敌人经常走动的路上，一次性炸死10余名敌军，让敌人的“护身符”转而变成了“催命鬼”。

在此过程中，姚显儒还将摸索出的地雷拆除方法教给其他战友，其中就包括小钢钳的使用方法。学会排雷的战友越来越多，并活学活用地掀起了“地雷大搬家”运动，让敌人的地雷阵威力大减。几个月里，姚显儒共起回敌人埋设的地雷227个，破坏300多个，并让400个地雷“搬了家”，炸死敌人20余人，立一等功，荣获“二级起雷英雄”称号。他当年排雷使用的这把小钢钳后来也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贵文物。

如今，人民军队扫排雷装备日益现代化，不少可在复杂地形下排雷。随着时间推移和未来战争日益复杂化，人民军队不仅需要更为先进的装备，更需要继承和发扬英雄前辈们的伟大精神。

视使命高于生命、勇于探索与实践、无所畏惧善于战斗，这些精神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所在，也是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胜战密码。

孙占元使用的DP式轻机枪（上）。 张积慧击落的F-86战斗机上的航用机枪（下）。

机枪——

天地间唱响英雄战歌

■宋美洋  于健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了两挺承载着厚重记忆的机枪。一挺是“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使用的苏联造捷格加廖夫DP式7.62毫米口径轻机枪，另一挺是“一级战斗英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张积慧击落美“空中王牌”驾驶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所驾驶的F-86战斗机后，缴获的航用机枪。这两挺机枪，前者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英勇对敌作战的武器，后者是志愿军不怕牺牲、力克强敌的历史见证。

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的3个连和2个排，在炮兵的支援下分4路展开反击，其中7连2排排长孙占元带领突击排攻占597.9高地2号阵地。他亲自带领1个班开辟道路，组织爆破，炸毁敌人2个火力点，歼敌80余人。孙占元在双腿被炮弹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用机枪掩护战友。最终子弹耗尽，他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阵地的敌军同归于尽。

这场战斗中，孙占元使用的机枪就是DP式轻机枪。该枪弹盘呈圆形，且射击时会转动，苏联军队给它取了“唱片机”的别称，而志愿军更喜欢叫它“转盘机枪”。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了DP式轻机枪等。从开始配发志愿军到上甘岭战役，该型机枪不到两年已成为志愿军获得持续火力的重要支撑。

把硝烟当养料，把炮火当老师，把敌人当教材，很多志愿军官兵都在通过这种途径快速成长。坚守614高地时，志愿军第42军某部副班长关崇贵，用布伦轻机枪击落了美军一架战斗机，开创了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先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F-86战斗机上的航用机枪，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志愿军官兵如何边打边建、边战边学、愈战愈勇、越学越强。

1952年2月10日，美国空军第4联队334中队中队长乔治·安德鲁·戴维斯带领18架F-86战斗机为战斗轰炸机护航，志愿军空军第4师12团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率6架米格-15战斗机迎击美机，同8架F-86战斗机展开激战。最终，张积慧在僚机紧密配合下，击落了戴维斯的F-86战斗机，也因此缴获了敌机搭载的柯尔特-勃朗宁AN/M-3型12.7毫米口径航空机枪。当时张积慧的总飞行时间只有100多个小时，但靠着一次次实战经验的积累，他迅速成长为志愿军的“空中英雄”。志愿军总部授予张积慧“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记特等功。

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美国已在朝鲜战场投入1100多架飞机；而此时，人民空军刚组建不久。入朝参战时，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大都只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一个月内，英勇的志愿军空军屡屡与强敌“空中拼刺刀”，开辟出令对手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孙占元、张积慧只是众多边战边学、愈战愈勇志愿军官兵的代表，无数志愿军官兵的事迹汇成了一幅幅宏大的战斗画卷。如1950年11月的云山战斗中，志愿军机枪手充分利用地形，击退敌军多次反扑，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又如1950年11月的清川江战斗中，志愿军在制高点和要道上布置机枪压制敌军，成功阻止了“联合国军”南下。

今日再回首，一件件陈列的武器装备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在唱响英雄战歌的同时，也记录着一条真理：一支有着学习热情、学习目光、学习能力的军队，是一支能够迸发出惊人力量、不可战胜的军队。

樊金明使用的60迫击炮。

迫击炮——

打出武器装备的超常效能

■李由之  张峻玮  姜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门志愿军迫击炮手樊金明使用过的60毫米口径迫击炮。该炮长677毫米，全炮重19千克，看似身形小巧，却在樊金明手中屡建奇功。

1951年3月下旬，志愿军第26军76师226团7连炮排排长樊金明带领1个炮兵班配合步兵2排坚守祝灵山前沿阵地。战斗中，2排排长张守玉牺牲，敌人蜂拥而来……樊金明一边用60迫击炮连发数弹命中敌群，一边指挥战士用手榴弹、石头打击敌人，守住了阵地。此次战斗，他1人毙伤敌百余人，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樊金明使用的这种60迫击炮，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堪称志愿军的“重武器”。从单枚炮弹威力上看，它不如82毫米口径迫击炮，但凭借携带方便、机动灵活等特点，它的参战频率很高，常常伴随步兵发起冲击，部分弥补了志愿军连以下分队火力不足的短板。

志愿军使用的60迫击炮来源有3种：一是国民党军队参照法国布朗德式轻型迫击炮仿制的31式60迫击炮，射程超过1000米，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军大量缴获。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军兵工厂生产和改进的60迫击炮。三是战场上缴获的美式60迫击炮，最大射程1800米。

这些迫击炮虽然来源不同，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它们和82迫击炮一起，成了志愿军手中的作战重器，催生出一批又一批弹无虚发的“神炮手”。

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迫击炮手彭良义在上甘岭战役中，冒着敌人的枪炮袭击，凭借过硬的射击本领创造了用86发炮弹毙敌121人的纪录。此次战役中，同一个团的迫击炮手唐章洪在敌人猛烈的炮击下，用手中的迫击炮不断向高地前沿发射炮弹，支援步兵坚守阵地，身负重伤后，他仍用右手抱着炮筒，左手装填弹药，先后歼敌400余人。

凭借对迫击炮的熟练使用，志愿军取得一次次胜利，粉碎了美军一个个图谋。美军的一些报告也提到，志愿军的迫击炮手很懂得控制火力，总能精确打击到美军的重要目标，打出超过火炮本身性能的炮击。

时移事易，昔日的功勋炮已被陈列于荣誉殿堂，但所承载的精神永远不朽。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敢战、善战、胜战的红色基因仍在被一代代传承。

强军战鼓已经擂响，更多的先进火炮列装人民军队，对我军指战员的指挥决策能力、战术运用水平提出了新的考验。如何实现信息化战争背景下的人装合一，人民军队正在用行动做出回答：当年，志愿军钢少气多，屡战屡胜。如今，我们钢多气盈骨更硬，在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伟大征程中，时刻准备着为忠实履行神圣使命而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战！

（照片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