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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提案丨致公党中央：建议加大网暴惩治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

澎湃新闻记者 刘璐

日前，澎湃新闻从致公党中央了解到，致公党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治理网络暴力，打造清朗网络环境的提案》。

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暴力事件频发，暴露出网络道德建设、数字公民素养亟待加强。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3年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为加大对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国家网信办2023年发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尚未公布正式文件。有关司法解释、部委规章为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生态，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目前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查证难。受害人遭受网络暴力时，未经公安或司法机关的许可，无法立即获取施暴者的真实信息，通常只能靠起诉网络平台要求提供网暴者的身份信息、或者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身份信息。

二是预判难。网络暴力不分对象、没有标准、手段丰富、形式多样，难预见，无规律。施暴人可能有意或无意，这使得网络平台无法通过屏蔽关键词、大数据筛查等方式及时阻断网络暴力。

三是投诉难。网络平台的投诉入口难找繁琐、投诉审核难通过。受害人在诉诸法律中的收集证据、平台投诉举报、立案起诉、等待判决等过程十分漫长。这既不利于及时阻遏网络暴力信息蔓延，又因信息扩散进一步增大受害人的痛苦。

四是维权难。网络暴力的典型特征是多众性、匿名性，受害人面对难以准确定位的施暴者和部分为博取流量牟利的有组织、有规模传播网络暴力言论的账号，仅凭个人力量，无法有效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网暴浪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五是惩治难。由于网络暴力的多众性，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只能局限于个别违法者，司法实践主要是追究网络暴力信息原初发布者的法律责任，而对扩散者、助势者基本未予追究。同时，网络暴力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界定，导致即便追究法律责任也通常选择轻微罪名，不能有效威慑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为此，致公党中央在上述提案中建议：

一、优化网暴案件的溯源取证规则

政法部门应不断优化网暴案件的溯源取证规则，方便和规范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中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让受害人少受程序的约束，便捷地取证、维权和诉讼。

二、完善网络暴力案件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制度

当事人遭受网络暴力时，人格权受到侵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网络暴力对其合法权益的损害。在具体实施上，明确人格权禁令之保护范围，明确网络暴力侵权当事人，并基于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匿名性以及隐蔽性等特征，通过账户密码、用户注册信息、IP地址、网页、电子签名、暗记以及第三方证明等方式，确定具体侵权人，确保人格权禁令高效审查并获得及时执行，可以有效减少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

三、加大惩治力度，完善相关法律中的反网络暴力条款

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统筹健全刑法、行政法、民法及其相应的诉讼法中“反网络暴力”法律条款。建议严密刑事法网并提高个罪的法定刑，在侮辱、诽谤罪中增加“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配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档法定刑，提高法律的威慑力；将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作为公诉犯罪，由公安机关行使侮辱、诽谤罪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借助公权力帮助受害人及时维权。

四、推进网络空间体系性的治理框架体系专项立法

建议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经验，通过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对“网络暴力”名词进行详细、充分地定义或解释，规范反网络暴力权力授予的形式、行使的程序和适用的范围，同时根据网络暴力行为的危害程度合理配置法律责任，理顺不同类型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与联系，并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作出具体化、明确化、体系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