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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丽：主动作为织密基层治理“守护网”

法治日报记者 唐荣 李文茜

牵头构建“一站式”群众诉求服务平台，首创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联调体系建设，建立“三调联动”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社区，社区党委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服务群众和解决群众烦心事的能力越来越强。

现代化治理成果的背后，刘淑丽和她的同事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深圳市宝安区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科长，刘淑丽一直坚守在基层政法战线，思路清晰，主动作为，敢于统筹协调，善于提炼总结，在全区政法干部队伍中起到模范引领作用，今年获评“深圳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图为刘淑丽在工作岗位上。 深圳市宝安区委政法委供图

搭建“一站式”矛盾调处平台

宝安区一名工人在操作机器时手指受伤，工地负责人与其协商未果后两度报警。社区工作人员将双方带到所在社区的多元调处暨诉讼服务工作站。经过调解，两人最终握手言和。经西乡法庭法官远程在线审查后确认协议有效，公司当场支付受伤工人52500元赔偿款。

这是发生在宝安区黄田社区里的一幕。

在刘淑丽的主持下，宝安区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牵头协调西乡法庭等各方资源，建立多元调处暨诉讼服务工作站（以下简称“多元调处诉服站”），这也是深圳市首家设立在社区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平台。

多元调处诉服站成立后，宝安法院法官、调解员及社区义工在站内为社区居民和企业提供多元调处和诉讼服务，将纠纷调处和诉讼服务站点下沉到基层，有效打通诉源治理“最后一公里”。

“宝安区人口结构多元，居民诉求多样，各类矛盾多发，这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向前更进一步，才能更快更方便地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解决在家门口。”刘淑丽说。

在刘淑丽牵头统筹下，《深圳市宝安区群众诉求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制定实施，“一站式”群众诉求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目前，宝安区已搭建完成“区－街道－社区－重点场所”四级群众诉求服务平台，群众诉求受理和服务更集中、直接、便捷。

首创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联调体系

深圳市宝安区汇集560万人口、87.6万余家商事主体，具有人口总量大、外来人口多、区域环境多元等特点。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建设和更新不断推进，宝安社会形态日益多元。其中，家庭矛盾纠纷成为最为突出的类型。

“家庭内琐碎细小的矛盾容易升级为家庭暴力，普通的民事案件一旦恶化为刑事命案，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刘淑丽介绍，家事纠纷往往不同于其他矛盾，掺杂了更多的情感非理性因素，也为事件处置带来难度。

化解情感纠纷、家庭暴力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需要解决引发矛盾的深层次问题，更需要协调对应部门、专业力量介入共同处置。如何建立源头防范化解机制，建立高效的多方联动平台，成为宝安区委政法委完善家事情感纠纷处置的一道必答题。

在刘淑丽所在的基层社会治理科推动下，宝安区紧紧抓住家庭和睦这个“小切口”，以家事情感纠纷调处为着力点，牵头联合公安、妇联等部门印发《宝安区家庭暴力预防救助和应急处置八条措施》《宝安区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联调系统运行工作指引》等政策文件，建立健全责任分工、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让家事情感纠纷处置有章可循。

“体系建立初期，基层工作人员认为在给他们增加负担，但运作一段时间后，家事情感纠纷数量下降了，民转刑案件也少了，也渐渐理解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联调体系的作用。”刘淑丽表示。

此外，为破解家事情感纠纷发现难、处置难、协同难等痛点问题，刘淑丽还将“反家暴”工作与“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研发了全国首个家事情感纠纷防范化解系统。“案件状态和处置责任情况在线可查，业务数据直接通过系统进行实时统计，真正实现了家事情感纠纷调处‘全过程数字化记录、全流程信息化查办’。”刘淑丽介绍。

经过4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宝安区汇聚全区力量，从机制上创新，从技术上突破，从模式上完善，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联调体系取得初步成效，以家庭和睦促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初步形成。

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品牌亮点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为加快培育基层社会治理品牌亮点，宝安区委政法委专门划拨扶持基金，对做得好、有潜力的基层治理工作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大力扶持、宣传推广，通过点上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提升全区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只有深入调研，深入基层，熟悉基层实际情况，才能找到可执行的正确方向。”刘淑丽说。为此，她常到基层走访、调研，了解基层实际情况。

宝安区福永街道率先探索的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正是刘淑丽深入调研后，扶持培育的品牌亮点之一。位于福永街道的智美·汇志5G数字产业园内，入驻了数百家数字电商类企业，集聚了一批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劳动关系复杂、平台管理分散，智美园区劳动争议一度呈现多发频发态势。

为解决这一情况，福永街道率先在园区设立新业态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并联合区委政法委探索出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因业制宜、科技赋能的新业态“四维解纷”工作法，使得新业态劳资纠纷案件下降80%。

从事社会治理工作10余年，刘淑丽所在的科室也从社会管理科更名为基层社会治理科。在她看来，这不仅是名字的变更，更是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升。“管理更强调发挥政府行政力量的管制手段，而治理的意涵就更加丰富了，它不仅强调社会和谐稳定，更要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从单一的政府，转向社会、组织、群众多元力量。”刘淑丽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