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空城纪》(译林出版社),据说是邱华栋构思30年、写作6年的皇皇巨作。小说以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等六章建构了这部长篇小说。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他要找到打开千年历史的钥匙,更要描绘新时代升起的信号。可以说,在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极为瞩目的。
说到小说的缘起时,作者有这样一段独白:“我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年放暑假我们一些少年骑自行车、坐长途车到处跑,喜欢探寻周边的世界。我们到了一个废墟,……突然之间,迎着血红般的晚霞,眼前出现了成千上万只野鸽子,从废墟里飞起来,在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心中第一次留下新疆大地上汉唐废墟的印象。它非常美丽,甚至是有点壮美感,飞起来了。”这个画面镶嵌在作者的脑海经久不忘。我们读到他的描述,也会为他盎然的诗意深深感染。那个真实的西域,也是被想象的西域,实在是太美好了。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个情缘,“千卷书我已读过,万里路我已走过”,但如何实现他的愿望创作出一部作品是另外一回事。读过《空城纪》之后,我为作品描绘的西域深感震撼。我们知道,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虚构”,对历史书写的选择就是虚构的形式。比如,在《龟兹双阕》中,小说选择的是西域音乐,是贯穿小说中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记录、书写和流播的方式;在《尼雅四锦》中,选择的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空城纪》是一个并置结构,与我们常见的线性结构、复调结构等小说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小说有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为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历史小说,它不只是要还原或激活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一般我们认为并非当代而属于“过去”的历史,只要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某种意义,还是鲜活而非空洞的,那么这种所谓的过去史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史,和一般所谓当代史并没有什么区别。克罗齐这样解说其间的奥秘: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活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为那种过去的事实,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在呼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这一论点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的。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而不能成为活的历史。确定和了解一切过去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任何历史家的任务,例如并没有人试图去探究“公元前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是谁”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虽然也是历史事实,却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克罗齐的这个看法,既证实了历史叙事的虚构性,也证实了历史的“当代性”。小说中对出使西域的著名人物如张骞的讲述颇具代表性。他曾被匈奴扣押13年,他逃离之后,不是奔向来路回到长安,而是持续西行,为了完成汉武帝交给的使命。这是一种操守,一种情怀和一种凛然的气质。作家在选择他书写的人物及品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汉唐气象,同时与当代有关:我们在当下还能看到多少这样的人物。
小说的讲述者是“我”。但“我”的身份极为特殊,我可以是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个卖香料的商人,可以是在大牢里等死的囚徒。如此遥远和宏大的历史小说,要填充如此巨大的空间,除了历史文献资料、实地勘察外,更重要的就是作家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讲述者的“人设”使其无所不能,他成了一个“在场”的讲述者,这种“仿真”式的讲述和渲染,令人身临其境。比如《霓裳羽衣舞》的演出,龟兹古乐的演奏以及锦裤、锦帽,复生的女尸,微笑的佛头等,除了文献资料的基础,艺术想象的权重更重要。另一方面,作者选择的知识讲述,比如“白衣秀士用的是枫香调,等于是羽调的转调,他弹的还是《绿腰》,可调子一变,那整首曲子的风格就大变了。”如果没有西域音乐知识,这样的句子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可以说,邱华栋竭尽了对西域赞美之能事。他无论抒情叙事,对曾经家乡的赞美不遗余力。因此,西域在他的赞美声中如诗如画大美无疆。于是,《空城纪》就是一部名实相符的西域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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