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产业创新须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重申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内容，但在部署国企国资改革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后，则落脚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上。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分，《决定》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可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主体地位受到高度重视。在“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指出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分，《决定》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出“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以及“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等。可见，在推动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金融尤其是风险资本也受到高度重视。这就要求进一步领会我们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实现经济增长、产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原动力的深刻洞见，对在实践中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推动产业创新的强劲动力源提出全新的工作思路。

企业家是产业创新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深刻阐述“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这一论断揭示出两层含义，一是创新存在多个层面，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是不同的。

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家对于产业创新的认识，有两方面含义有代表性。一是熊彼特定义的产业创新，即“把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及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这意味着任何新的技术、工艺、模式及其组合，必须被引入现实生产体系中，形成现实生产力去造福人类。在此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和能力至关重要。二是富兰克·奈特提出，这种引入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它远比通常意义上的风险严重，毕竟风险可以由保险机制根据大数定律来预测和解决，而企业家创办企业中的不确定性，是任何保险机制都无法克服的，其获得利润正是相应的报偿。可见，产业创新远大于通常的科技创新的含义。如果说科技创新突出创新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那么产业创新则突出企业家对这些要素进行动员与组织的过程。科技创新中的“科学”，本质是对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的发现，无论是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还是相对论，都是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科学伟人的发现而非创新；而“技术”则是遵循科学发现开发出相应的装置来运用或复现科学发现的规律。但无论发现还是发明，不一定包含“把新的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及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含义，更不一定意味着“在克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冒险行动”。产业创新则是在上述科技创新之外，突出另外两个至关重要的过程，即工程验证与市场拓展。前者需要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质量稳定性和性能可靠性，几乎是在前途未卜条件下不得不“烧钱”的过程。后者需要使新产品得到足够多的市场接受度，面临九死一生的竞争。这两者都不乏“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冒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的价值实现过程是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

产业创新和升级过程，就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及其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呼唤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出现。正是企业家们承担着组织工程验证、市场开拓这种高度冒险活动，不断地克服不确定性，而将确定性输入社会：将确定的工资付给员工，将确定的税收交付政府，将确定的利息付给银行，将确定的货款付给供应商，自身接受不确定的后果，才推动了产业创新的实现。经济增长不能仅简单理解为各种要素不断累积。的确，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中有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经济增长必须有投资、技术、人才、管理等，但这些都属于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科技、人才和教育对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国家要保障这些创新要素供给。但要素供给要形成现实中的产业创新，则需要企业家通过开办企业实现。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数据普遍在60%~70%之间。至于人才培养与使用问题，在我国更突出，如近年来的高校毕业生考公热现象。总之，创新要素的供给，若缺乏企业家的介入和努力，则与产业创新和升级无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和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各种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阐述基本经济制度时之所以落脚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形成世界一流企业，在部署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之所以强调企业主体地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进程中企业家功能和企业家精神的洞悉，是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也是对生产力发展理论认识的升华。

风险资本是企业家推动产业创新的首要条件

如果说企业家是创新的推动者，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则是企业家创新的首要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功能和运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在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企业家推动产业创新，不可能赤手空拳来实现。尤其是新兴产业出现所需要的规模工程验证和市场开拓，都需要巨量规模的资金投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科学发现和基础研发需要政府以公共资金资助，企业推动产业创新则需要依靠全社会资源的动员，这就是现代金融演变尤其是风险投资产生的由来。金融业不断创新，分层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有机会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该领域以特定的机制设计形成不同的合约组合，较好地实现进入与退出、权利与责任、能力与代价、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匹配。二战以来，正是风起云涌的风险投资，引爆了以美国硅谷为策源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产业革命。到了今天，无论是外国科技巨头，还是国内的互联网头部企业，从创立到快速崛起无一不靠风险投资的加持。

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集聚以及金融业创新的体制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破除阻滞、影响企业合法运营和企业家干事创业的制度性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推行“放管服”改革，我国在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现实中影响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堵点卡点仍然存在。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体制机制上着手解决问题。在依靠企业家推动产业创新和升级方面，任何不利于企业家创业、影响企业合法运营的条条框框都应该废除。

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新生产要素活力，尤其重视企业家人才的培育、引入和使用。为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才是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决定》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了重要部署，提出要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在生产力各种要素中，人才最活跃最重要。但除了科技人才之外，勇于创新、敢于克服不确定性的企业家人才对于推动产业创新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其中，国内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体制机制，同样也决定了对全球范围人才的吸引力。

三是建设金融强国，通过严监管实现金融的促创新目标。《决定》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部署中，着重提及新的金融业态的支撑。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是防范风险，但绝不意味着要抑制金融创新。相反，金融监管的终极目标是促进金融创新，更有力地支撑产业创新。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持续推进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这是对金融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决定》深刻阐述了政府监管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即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综观各发达市场经济体的演变历史，“管”与“放”二者不仅存在并列关系，更存在因果关系，即因为“管得好”，从而“放得活”。强大的金融监管，因其精准高效的识别能力、法治透明的约束机制，可及时准确监测并清理机会主义行为。大数据、数字货币技术的引入，也为任何交易行为的事后责任追溯提供了条件。金融监管完全有条件不再依靠手工作业、准入限制、行为审批等传统方式进行。这样基于数字网络时代的金融业态，种类繁多的风险投资创新都有条件放开。高水平监管能够为金融创新提供足够的空间。

改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节奏，但其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则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表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重申的话，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衡量社会制度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将为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更加强劲的动力源。

【时红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