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静代表注意到，最高检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着力完善纠正和防止冤错案件的常态化机制。“纠错仅靠有关部门自觉还远远不够。省级高院掌握启动再审决定权，如果不作为，则会有大量错案无法纠正。再审在哪里审？也关系到冤案是否能够顺利平反。”

　　在现实生活中，来自地方的干扰似乎一直对冤案纠错产生着影响。以陈满案为例，事发于海南，最后要选择在浙江进行异地再审。“作为典型案例写进‘两高’报告的陈满案，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摆脱地方的干扰因素，确保再审的公正。”浙江省高院原院长齐奇代表今天对《工人日报》记者说，“防范冤错案件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底线。”

　　“冤错不除，公信难树。”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始终坚持的观点。

　　“一些敏感复杂的有冤错可能的案件实行异地审查和异地再审，可以排除冤错案件纠正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当的干扰，真正做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从源头上预防冤错案件悲剧的再度发生。”孙军工认为，完善复查和再审的程序，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对于防范冤错案件同样重要。

　　对制造冤案者“罚酒三杯”式的责任追究，也引起了代表委员的质疑。

　　2015年，呼格吉勒图案的追责结果让社会舆论哗然，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代表对此印象深刻：“呼格母亲气得浑身发抖，满脸写着失望。”

　　“在严肃党纪作风的背景下，一个官员违规接受吃请都可能被撤职。与之相比，这么荒唐违法的一件冤假错案，当年的办案人员竟然几乎全身而退，显然有失公平。”在山东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中，杨伟程代表说。

　　“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原始材料全部存在，这就为今天的平反提供了依据。”与杨伟程代表的观点略有不同，同在山东代表团的赵冬苓代表认为，“对历史冤案追责过重，当事人就有可能把相关的材料销毁，从而使冤案的平反更加困难重重，势必给以后的平反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但是，对现在知法犯法、有意枉法的个别人员，必须严加追究，以儆效尤。”

　　“应该承认，在任何国家冤假错案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法制的健全却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赵冬苓代表深有感慨地说。“一旦发现冤假错案能否有勇气纠正，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水平的试金石。”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是包括刘晓静在内的多位代表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的观点。

　　（中工网北京3月13日电 中工网记者 李瑾 卢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