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下午，在高考考点北京育英中学的门口，家长宋毅掩饰不住一脸的焦虑，他担心孩子怯场，发挥不出正常水平。“过端午孩子吃了粽状元（谐音‘中状元’）；去宾馆订午休房间，特地订了七层带两个7字的房间，俗话‘七上八下’嘛，无非是为讨个好彩头。”

一年一度的高考于昨天结束，宋毅们也可以暂缓焦虑的情绪。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高考期间家长陪考、预订出租车、租宾馆高考房、甚至提前去拜佛许愿……相比考生，家长们“恐高症”甚至更严重。

近几天，有关高考的话题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全国各地很多相关部门全力以赴：环境检测部门严控噪音污染，严令学校、小区周围工地停工；交警加强警力疏导交通，甚至用摩托送堵在路上的考生；医疗队随时待命救护考生……高考一到全民“让道”。一场本属于学生个人前途的考试，演绎成了“国家第一大考”，上演着“全民护考”的宏大场面。

今年933万考生参加高考，平均录取率预计将达72.3%，比去年增加近4个百分点。可是，考生和家长依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社会关注度有增无减。人们不仅要为，是什么让家长、学生，甚至社会都患上“高考焦虑症”？

上好大学、好专业依然要挤“独木桥”

一项调查显示，高考临近，有90%的考生家长患上了“恐高症”。专家直言，很多孩子的压力就来自家长，高考减压，家长们应该从自己开始。

每个家庭都在上演着高考不能承受之重。面对72.3%的录取率，家长和考生们还在焦虑什么？

“不能光看录取率，得看录取质量。学校和学校之间差别大了，能提供给孩子的教育质量简直云泥之别，这对孩子将来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我们不担心孩子考不上大学，而在担心万一考不上好学校该怎么办。”6月7日，宋毅这样对记者讲道。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周围陪考家长的普遍认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好大学、好专业成为学生、家长的高考目标，一些学生、家长甚至抱着考不上重点大学、过不了一本线就复读这样的想法。

高考经历了13年扩招，“大学生”逐渐退去了耀眼的光环，就业成为摆在每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面前的难题。这几年，尽管高考录取率只升不降，但是就业难深刻影响了备战高考的学子、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就业危机成为悬在头顶上的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有着更深的危机意识和竞争压力。

“我父亲在80年高考只是考上了一所大专院校，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不出几年就成为工程师。现在他所在的那家企业，招聘简章上明确写着‘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本、硕毕业于211（985）大学者优先’。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高考压力一点也不比二三十年前少，为了找个好工作，必须得读所好大学。”在北京理工大学读大二的李岩对记者说。

改革初期，高考基本是“十里挑一”。现在尽管大学数量大大增加，招生规模年年扩大，其中不被青睐的三本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贡献了诸多高校名额，然而人们瞄准的还是一本线以上的学校、尤其是几十所“985”(或者“211”)重点院校，而它们的招生规模加起来只有几十万。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不可避免了。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表示，中国高考压力之所以那么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大学本身就是一条“独木桥”。改革那么多年，教育“市场”仍然没有开放，以至于中国大学提供的优质高等教育严重缺失。

价值实现途径单一狭窄

高考在深刻影响着每个家庭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社会，将高考上升到草木皆兵的“战争”高度，不惜动用社会资源为高考保驾护航。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一位教授表示，社会对高考过分关注、“全民护考”体现了社会“价值实现途径单一狭窄”。高考是我国一项受众人数最多，也是影响力最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唯一的一项面向全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尽管社会价值和文化日益多元，但是高考这种单一到近乎残酷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不选择现行高考，没有教育部的“钦定文凭”，即使有真才实学也很难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

最近有篇微博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湖北小伙在北京一建筑工地当小工，偶然间和在建写字楼的设计师聊，没想到他们竟都是1992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全国一模一样的考题），湖北民工当年考了515分落榜了，设计师在北京当年考了497分上了建筑工程大学。”这篇微博涵盖意义丰富，既能从中读出高考录取的地域差异造成的苦涩滋味，又能看出高考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生命运的拨弄。

有教育专家认为，一元化的高考制度，长期以来造成并强化了一种价值断裂。在几十年前，这种断裂被高考的选才功能所遮蔽。但是在网络时代和信息化社会，高考造成的单一僵化的文化价值断裂，就显得越来越刺目。现在我们还强调学历，强调走大学之路的唯一性，显然是滞后于时代发展的。

“过去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工作，可以出人头地，现在虽然这个功能在减退，可是不上大学更找不着工作，不上好大学很难找到好工作。”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考点外，一位执勤的警察这样讲到，为了让孩子安心高考、将来有好前途，他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高考之所以被全社会如此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对高考的期望值太高，社会导向都把考上大学当成成才的重要甚至唯一路径，这让“高考”这个词变得特别敏感。

大学 “ 贫富不均 ” 为高考增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高考压力之所以这么大，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良莠不齐、学校实力差异太大有很大关联。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二本院校计算机学院院长表示，按照目前的分批录取方式，他们学校永远只能在“一本”大学挑肥拣瘦后挑选生源。生源质量一般，不能吸引优秀师资；不能吸引好老师，便更不可能吸引好学生……“马太效应”严重凸显。直属中央部门的“985”“211”院校每年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他们学校却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所以教学质量很难提高。前几年还有大型企业到学校主动要毕业生，这几年越来越少了，学生就业质量逐年降低。

张千帆教授表示，无论是准入权的人为障碍还是招生权和政府资助的三六九等，无疑都极大抑制了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生成，并使之陷于永久的“短缺”状态之中。计划办学模式造成教育资源短缺，进而产生了困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高考压力。

张千帆开出高考减压的药方：“只要破除行政化办学模式，撤销限制私人办学的人为障碍，对所有大学在招生和制度上一视同仁，废除单一化的大学排行和评价机制，让所有大学自由发挥特长。”

尽管高考的全民焦虑症依旧，不过近几年高考也在悄悄起着新变化，一些有条件的考生转向国外求学，或者就读职业学校，提前就业；而今年，南方科大45名学生集体对高考说“不”。尽管高考是目前教育体制下，“社会选拔人才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最不坏的途径”，不过随着高校招生方式不断多元，个人成才途径不断丰富，人们呼唤高考改革的声音渐高。

不少教育界人士呼吁，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抓住高考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影响和引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高考独木桥的“独”的属性必须由全社会共同推动才能改掉。

也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消弭社会上的高考焦虑症，还要实现另一个层面的公平：每个人有多种途径实现人生价值，让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多样。如此，高考在人们心目中才会去神圣化，高考才能从“喧哗”走向“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