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到欧洲出访，这次旅欧之行几乎就是对话之行。先是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柏林，出席中德文学论坛。然后转机到法兰克福，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书展结束后，受邀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活动。前后十天的时间，坐了六趟飞机，进行了六次讲演，这在我的经历中，应该是一种新的体验。

新在那里呢？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出访欧洲，是随同文化部部长王蒙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冯至先生访问意大利。参加开幕式后主要日程是观光，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是日本人？哦，中国人！”听得我不耐烦了，后几天我干脆换上了人人都认得的北京布鞋在罗马街头晃荡。看得多，说得少，也没有人想听你说什么。随后的出国访问，说的内容渐渐多了，从各说各的，到互有对话；从互有对话，到有了分歧争论。但总的说来，还是用眼睛的时间比用嘴的时间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依然是中国作家出访的主要目的与成果。

这次出访德国和比利时，走马灯似地参加文学论坛、国际书展和艺术节在三地举办的三项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大步走上世界大舞台的风采。同时也发现，出访日程表几乎没有观光参观，对话、座谈、讲演成了主要的工作任务。也许是变化刚开头，也许事情本来就会这样，文学的对话交流，远比参观采风要麻烦。当欧洲人再不会把大街上的中国观光客误认为外星人的时候，要让他们理解和了解中国人的心灵和文学，依然是一次有趣而艰难的探险，对双方都如此。

我在法兰克福书展讲演后，听众提出问题：你们派了近百名作家来法兰克福，有什么作用？不是有翻译，用作品说话就行了嘛！我首先肯定了翻译的重要，但我也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面对面交流不可或缺。我讲了我在波兰的一次经历。华沙诗歌节上一位波兰演员上台朗诵叶延滨的作品《飞机与石头》，我一听就懵了，我没写过这个题目的诗啊？赶紧了解情况，才知道译者是从德语翻来的，而德语好像又是根据一个英译本翻译，原诗的题目是《立体与平面》。于是当主持人请我上去与听众见面并谈感想的时候，我说：“在中国有个笑话，说晚上军队急行军，班长向后传口令‘加快脚步’，睡意朦胧的士兵，迷迷糊糊向后传话，传到最后一个时，口令变成了‘回家结婚去’！我写的中文诗是那个‘加快脚步’，刚才诸位听到的诗是‘回家结婚去’！”听众笑了，在笑声中，我也感到一种理解的温暖，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并不天天都阳光明媚，网络和报纸传递着各种走调的信息。

交流也需要一种互相的理解，当然首先自己要宽容与多换位思考，我时常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在柏林举办的中德文学论坛上，汉学家顾彬先生在我之前发言。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不无道理，有的也过于偏激。比如他认为1992年以后中国人和中国作家都一心想发财，诗穷而后工，还是过贫困的正常生活好一些。他还说中国还有些优秀的诗人，他已经把中国所有的优秀诗人都请到德国来访问并翻译出版了他们的诗歌，所以他演讲的题目是《德国是中国诗人的家园》。我在他之后发言，也要谈中国当代诗歌，我不对此作回应，就容易被误认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考虑之后，决定把回应分开进行。一是在休息时间找到顾彬，我告诉他：“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您有通信，当时你写信订阅《星星诗刊》。该算老熟人了。”顾彬有风度地与我握手。然后我说：“作为老朋友，我不同意您对1992年邓小平先生提出发展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重大决策的批评。大概绝大多数中国人听到您那番话也会因此对您反感，希望您不要再这么讲了，因为您是我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中国人和中国作家继续过穷日子呢？人们会说，德国的歌德一辈子过着富豪生活不也是大作家吗？”顾彬笑了笑没做声，我想我的意见他知道了，这就行了。剩下的是文学问题，文学问题我就放在正式的讲演中对顾彬教授做出回应。

我在讲演的开头说道：“我非常真诚地感谢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所做的一切，因为他这个汉学家热爱中国诗歌，他不像一般的译者翻译了一两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而是翻译和推介了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并与这些诗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如果有十个、二十个像顾彬这样的汉学家，那么‘所有的’当代优秀的诗人都会介绍给德国的读者。当然，热爱也许会偏爱甚至偏激，这不奇怪，因为顾彬是个诗人，我在这里指出诗人顾彬所犯的用词错误，他说他已经把‘所有的’中国优秀诗人都请到德国来。‘所有的’用词不当，会使‘所有的’没有来过德国的中国诗人不高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是个诗人，我也会同样犯类似的错误，我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当代诗歌现状》，也请大家对我讲演出现的错误进行指正……”会讲中文的顾彬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讲演，尽管我对中国诗坛的描绘与他不完全相同。

在布鲁塞尔的交流呈现另一种风格，在这里我做了两次交流活动，原定在城区一所读者俱乐部和远郊小镇一个诗人之家进行的讲演，变成了大家围成一圈的对话。直接面对居民和底层读者，交流的话题无所不包。当主人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吗？”我回答：“当然！”以后的进展就如同一个社区邻居之间的交流了。比如：“你们为什么还没实行欧洲各国都实行的民主制度呢？”我答道：“我个人认为有两条，一是你们的某些前辈百年前在中国没有做出好榜样，欧洲列强在中国建立过租界，生活在欧洲人管理的租界里的中国人，没有感受到欧洲式的民主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第二，既然民主有欧式的，那么民主有点中国特色的，也就顺理成章。其实不要计较中国人走得像不像你，而只需要看中国人是不是在朝前走，哪怕慢哪怕走走停停，要看中国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看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变化感到满意。”我觉得与老百姓对话，更像一次茶叙，尽管我是茶，他是咖啡。

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作家间的文化交流：茶与咖啡的对话。实践证明，咖啡不可能代替茶，茶也不可能征服咖啡。茶和咖啡最美妙的状态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映衬。对茶的喜好并不妨碍我们也尝试一下咖啡，对咖啡的依恋也不妨品品茶的韵味，进而达到互相欣赏，这种互相欣赏会让文化的多元共存创造出一个和谐的世界。

这让我想起此行中的一幕。中国作家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与德国朋友对话的第二天下午，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突然来到论坛现场。习近平副主席和在场的五位中国作家及德方参与对话的德国专家们一一握手，并发表讲话。他讲到青少年时读过《柏林童话》，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农村插队时还带了本《浮士德》，大家传来传去爱不释手。当习近平副主席讲完这番话，全场的人都热情鼓掌，热烈而和谐。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文学此刻让所有的人都亲近起来，无论是紧随领导人的警卫，还是在听众席里满脸惊喜的大学生！

在回北京的航班上，航空小姐微笑地弯腰询问：“茶还是咖啡？”我突然想起这是个好题目，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缠满地球的无数条航线上，无数美丽的不同肤色的空中小姐，一遍又一遍地对全世界的耳朵说：茶还是咖啡？这也许是个美丽的信息，世界进入茶与咖啡对话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