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说，春天乘着马车来了。读罢他的文字，我却感觉，他的笔下来的不只是春天。

我想，如果春天是温暖，温暖便倏然而至。这温暖或厚重到沉甸甸，或新鲜到轻盈盈，或如那跳动的火焰，肆无忌惮地表露着心意，把那炙热的温暖挥洒得酣畅淋漓。这团火焰就是围绕徐迅的至爱亲情。他的笔下，始终有父亲、母亲、祖母、外婆、弟弟等人的影子，似乎他们的存在才催生了这团火焰的旺盛。如他所言，“母亲就像一扇沉重的磨盘，不停地转着，转着……”母亲转动着艰难的日子，磨盘下溢出浓浓的爱怜。此时，沉重的生活担子在漫溢的母爱面前竟显得有些轻飘滑稽。中学毕业后，徐迅有段时间在家无所事事。父亲淡淡地跟他说：“你跟我学打铁吧！”一个内心茫然的毛头小子怎会轻易地学会打铁——他正是需要被捶打的年龄啊。果然，他被单调乏味的活计弄得急躁不堪，父亲的“你悠着点，慢慢就有味儿了！”“只要用功，什么东西也能打成！”似乎一下子点拨了徐迅的心弦。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遇到不顺，每每想起这些质朴的话，徐迅便淡然地接受人生的“淬火”历练。

毋庸置疑，“淬火”的背后是暖暖的亲情。除此之外，我想，可能还有其他，诸如淡淡的忧伤。而忧伤似乎有些害羞，似乎知道自己不太受欢迎，便淡淡地，浅浅地，藏在温暖的身后一起来了。

徐迅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的童年注定是饥饿的，他描写的植物就是那个饥饿年代的见证。蚕豆开花是紫色。在徐迅眼中，“那是一种无边无际蔓延的，浅浅的带有几分忧郁的紫。”儿时的徐迅把留作种子的蚕豆炒来吃了，母亲知道后心痛不已，只一句“你这伢，你这伢”亦透出关于那个年代的种种忧伤。萝卜在那个年代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但它却通晓乡亲们饥饿的肠胃和心思，总是在青黄不接的月份适时出现。同样通晓乡亲们心思的还有老队长。他带领大家种萝卜、拔萝卜、吃萝卜，最终“拔出萝卜带出泥”，成了“公然破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坏分子。留在徐迅记忆中的萝卜便始终真切忧伤，还带着一丝泥土美妙的芬芳。

除却植物，略显忧伤的还有1999年的“双抢”——那炼狱般的农事和生活。这种忧伤属于徐迅的乡亲们，属于那个巨大的乡村。于背叛乡村的徐迅而言，他的忧伤和疼痛只是情感上的，只是精神上的。

徐迅自责着，身体还是远离了乡村，但目光和心灵却死死地如钉子般矗立在那里。著名作家刘庆邦曾这样评价徐迅——“他离开家乡的自然，是为了亲近更多的自然，是为了在更大范围的自然界汲取生命和心灵的营养……他只有离开家乡的土地，只有与那块土地拉开距离，才能进行回望，才能形成回忆和思念，并对家乡的一切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观照。”再细看徐迅的“皖河散记”系列我便发现，这种抽离使家乡更显神圣，使思念更为绵长。他记忆中的油菜花的村庄，除了那个年代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跳动着的喜悦和并不如烟的往事。那些谜一般的乡亲也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土地融为一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值得一书的念想。那流逝的岁月或者词语，却在徐迅心中长久驻足，他忍不住为“我们都是木头人”叹息，又不无欢欣地看到“枯木还会逢春呢！”

徐迅曾很淡定地说：“我只是喜欢写作，只是怀念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有些超然。在《春天乘着马车来了》的代跋《汉语和乡村》中，我找到了答案——“人们的期待总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光芒，这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无际的汉语海洋之上。我更有理由在博大的汉语语汇中找到自己说话的方法。可我还只能说一些民间俚语、方言，再要做的就是胡言乱语，这是没有办法不自卑的事情……但博大恢宏的乡村文化所充盈的那股生生不息的力量缠绵于我的心灵之中，我就感到一种超尘的安静和平和。” 如此看来，徐迅更懂得哪个才是“生命中的需要”。要不，他怎么可能悠然地让春天乘着马车疾驰而来，还带来了温暖、忧伤、欢欣和枯木逢春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