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在北京似乎正进入一种宣传与现实分歧的诡异状态：一边来自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消息称，今年有关部门将在城镇地区，新增1200个居住小区推进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工作，另一边，却是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居民对垃圾如何分类的茫然。

有统计显示，北京日产垃圾近2万吨，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为应对“垃圾围城”危机，北京市2010年曾宣称要“打一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人民战争”。然而，记者近日走访部分新老居民小区却发现，垃圾分类曲高和寡，而垃圾减量的意识更显淡然。这场有关垃圾的人民战争要如何争取人民参与，或许才是垃圾分类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所在。

“垃圾分类太麻烦”？

在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一处老旧小区内，居民荣小姐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小区内的垃圾桶悄然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一个垃圾桶变成了不锈钢分类垃圾桶，三个标明“厨余垃圾”、“可回收物”以及“其它垃圾”的分类口，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在荣小姐的记忆中，这种变化是“悄然发生”的，“没人向我宣传指导过垃圾分类的信息，以及如何分类。”荣小姐告诉记者，在她的观察中，小区居民扔垃圾时只是一个塑料袋随意丢进垃圾桶，至于塑料袋中的垃圾是混合的家庭垃圾，还是分类过的垃圾，尽管她并未验证，但却对居民能否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持怀疑态度。

荣小姐坦言，“自己从未进行过垃圾分类。尽管从认知上意识到应该垃圾分类，但却在现实中很难实行，因为太麻烦了”。

由于“太麻烦”而未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居民并不只有荣小姐一位，李先生告诉记者，“我家的居住面积只有不到40平方米，厨房小得只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如果垃圾真的要分类，家里哪放得下三个垃圾桶啊！”

在这个小区记者注意到，有关垃圾分类难以操作的障碍不仅来自居民参与热情不高，有关垃圾分类知识的混乱、宣传力度不够也是重要原因。

记者在小区的分类垃圾桶看到，尽管“厨余垃圾”、“可回收物”以及“其它垃圾”的标识明显，但当荣小姐站在垃圾桶前仔细考量垃圾如何分类时，却陷入迷茫。

在“可回收物”字样下标明类别为：纸类、塑料、玻璃、金属；在“其它垃圾”字样下标明类别为：食品袋、保鲜膜、废弃纸巾、废弃瓶罐。按照该种分类标准，一瓶玻璃或塑料制废弃瓶罐究竟该投递进“可回收物”还是该扔进“其它垃圾”中？一份纸制包装的食品袋，又该怎样分类？

令人费解的是，当记者将荣小姐的这一迷惑请教该垃圾桶的清洁负责人时，他也一同陷入迷茫，不知究竟该如何分类。

据这位清洁员介绍，小区内每个垃圾桶已经责任到人，但事实上既无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清洁人员也不会对垃圾进行主动分拣，“有些清洁员最多会把瓶瓶罐罐或纸张拣出来，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因为那些能够卖钱。”说着，他从垃圾箱中拣出一些居民扔掉的易拉罐后走向下一个垃圾桶。

而在朝阳区红领巾桥附近，记者走访几处新建小区时看到，垃圾桶仍然是混扔桶，并未进行分类收集。居民李小姐告诉记者，小区内从未有过关于垃圾分类的要求或者引导。

十年仍处“初级阶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提出垃圾分类，但是很多城市由于居民意识薄弱、配套设施不足、宣传不到位等原因，垃圾分类之路举步维艰。

在北京，当独立摄影师王久良一组《垃圾围城》的摄影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高层关注之后，北京一场关于垃圾治理的运动被加速推进。2010年4月，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在一份有关北京市垃圾分类的推进计划中明确表示，2011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也就是说，在北京市4000余小区中，实行垃圾分类小区将达到3000余个。

事实上，从2000年北京便被确定为我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北京在垃圾分类上已经走了10年多的道路，却几乎仍然处于垃圾分类的“初级阶段”。

2007年，北京街头的标准垃圾分类桶，由原先的四类（塑料、金属、纸张、其它）悄然变为三类（厨余、可回收、其它），2009年底，分类标准再次变脸为两类（厨余、其它）。即便在一些居民分类做得比较好的小区，也因为运输环节的混装让居民的工作成为一种无用功。在昌平区龙水路附近的一家垃圾中转站，当谈及垃圾分类的效果时，路边闲坐的工作人员直言“不敢恭维”。

“垃圾分类的宣传是很好，天天电视上播着垃圾要分类的广告，其实收垃圾时，全装一个垃圾车了，分了也白分。”该工作人员随后对记者讲述了垃圾运送的全过程，每天一早先去各个小区收垃圾，然后统一运输到中转站，进行短期储存再运输至京城最大的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而在前述的朝阳庵小区，清洁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目前能够做到对厨余垃圾进行单独清运，但居民如果未对垃圾进行分类，这种单独清运显得毫无价值。

与并未打起来的垃圾分类人民战争相对应，在《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的工作意见》中，北京明确提出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至2个百分点，2012年下降至5%，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50%左右，2015年力争实现生活垃圾产生量零增长。依照目前的实际情况，很难不令人担心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垃圾问题难在哪儿

小小一个垃圾桶，里面却包含着太多问题。有人说，垃圾治理和垃圾分类减量是个系统工程。十多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上的艰难爬行，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场有关垃圾的战争并不好打。

事实上，在关于垃圾分类的讨论中，无论是上述荣小姐还是李先生以及记者采访中的不少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义以及必要性都有一定认同，但具体到自我操作层面，却表达了“随波逐流”的被动态度。

“垃圾分类还是挺麻烦的，如果只有我分别人不分，不是也没用吗？”荣小姐坦言，“如果小区形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自己也会遵守，但我并希望这种习惯的养成通过某种经济惩罚措施而促成，更希望社区居委会能够用更加人情味的方式，引导大家共同参与形成分类的习惯。”

如果公民素养的培养，是摆在垃圾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那么，技术，或许被认为是垃圾治理的第二道难题。

6月初，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环保企业展览会上，众多企业带来了有关厨余垃圾、污水处理等垃圾后期处理的最新技术。粗略参观后记者发现，有关厨余垃圾的处理从技术角度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来自中关村的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研制的生物转化技术，实现了短时间内让厨余垃圾转化为有机肥料，并且这项技术已经在北京市高安屯垃圾处理站得到应用，生产出的有机肥料在昌平的种植农户中也很受欢迎。

在这次展会上，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专门针对混装垃圾分检系统也已落户北京某处垃圾处理中心，利用红外感应技术，几秒钟即可对垃圾进行分类。但是，他透露，新技术在推广中却面临诸多困难。“垃圾处理中潜藏巨大利益，对不少地方政府来说，并未对实现垃圾处理的循环利用做好规划。”

摄影师王久良在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周边正规非正规的垃圾场之后，关于垃圾是烧还是埋，垃圾分类是否是未来垃圾处理的关键所在，已经变得并不关心。“垃圾如果不能达到减量，垃圾分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短效措施。”

王久良坦言，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也对目前的“垃圾分类”产生了质疑：“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方便回收和利用，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垃圾分完类以后又去了哪里，在回收利用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危害。”

拍摄中，王久良慢慢意识到垃圾问题有更深层的症结——即资本操控下的过度消费主义。“让民众意识到垃圾的产生不在于政府是否作为，是否制定了法规政策，也不在于多建几个垃圾场，或者先进的处理技术，而在于是否认清整个资本生产。”那些过度包装而产生的精美垃圾，那些也许你并不需要却因面子、虚荣而产生的过度消费，那些随着城市扩张而产生的更多无法循环利用的建筑垃圾，这些，是时候需要人们进行反思了。

王久良表示，“在欧美，工业革命用150年的历史才形成这种消费文化，而我们中国只用了30多年就走过了这个历程。我们从一个非常崇尚节俭的文化理念过渡到补偿式的疯狂消费状态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需要进行探讨。”

正如北京市提出的那样，这是一场有关垃圾的人民战争，但重要的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让更多人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反思每个人的消费方式，或许更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