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似乎被无边无际的大自然严严实实地罩住了。

在迟子建所有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自己生长的那方土地、对每一个世俗的日子恒久的爱，执着地贯穿于字里行间。

迟子建甚至常常在梦里遇见大自然的景象，她怀着又敬畏又热爱的心，不由自主地书写这些真正不朽的事物，无论是具有文学意味的《逝川》、《秧歌》，有生活意味的《原始风景》，还是朴素感人的《亲亲土豆》，以及想象丰沛的《向着白夜旅行》和《逆行精灵》，抑或后来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重现哈尔滨大鼠疫生死传奇的《白雪乌鸦》。

1910年秋天的哈尔滨，华洋杂处，繁华喧嚣，一场灾难无形又无处不在地攫紧了傅家甸，人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死去，面对未知的鼠疫所构成的极端环境，人性的不同侧面渐次显露，直到朝廷派来医官伍连德……如果说，早期迟子建的《北极村的童话》清新天真，那么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白雪乌鸦》，已经具备了史诗般的厚重经典。

《白雪乌鸦》写作的缘由可追溯到8年前发生非典的时间。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包括消毒、倡导市民戴口罩等等。哈尔滨的一些媒体报道说，这和一百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一样。

这报道引起了迟子建的兴趣。她查了查资料，发现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五千人死于鼠疫！她开始留意这个震撼、惨烈的事件，也知道了伍连德。但是迟子建感兴趣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她更关注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另外，当年老哈尔滨的社会状态也引起迟子建特别的兴趣──中东铁路兴起没多久，有八万俄国人和几千个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城市里有很多西式建筑，剧院上演的是芭蕾舞、西洋戏剧，而傅家甸则是尘土飞扬的流民区域。如果把鼠疫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写出这段历史，会是怎样呢？

写作这一题材于迟子建而言，算不上特别有难度，然而沉浸于这题材本身的压抑气氛中，整天都在描写死亡，令迟子建感受到心理的挑战。她称写作《白雪乌鸦》，使自己进入了一种黑色氛围。进入这种氛围，就像要在深渊里找点儿亮光。生活的潜流还在鼠疫中汩汩流淌，她看到了死亡中的活力、爱和温暖，死亡的阴影就被剥下去一层。

迟子建开始在《白雪乌鸦》中用文字复原那个时代，设置场景力求准确，因为历史上确有其事。比如涉及街巷的名字。一百年来哈尔滨的街道几易其名，为求准确，迟子建画了一张老哈尔滨地图。比如书中写到马车夫王春申，当年马车的行情怎么样？从哪儿到哪儿要多少卢布？一壶茶水要多少戈比？所有这些，她通过查阅当年《远东报》的胶片一一了解。“鼠疫当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也有一百岁了，我不可能采访到当事人，只能依据史料以及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把虚构的人物放到场景里，最过瘾的莫过于让书中人物活起来。一部长篇小说，仅靠一些史实和虚构是不够的，还需要无数细节联接起全部内容，小到人物的一句话，大到一个场景的设置，我都要悉心揣摩，尽量达到每个细节准确和到位。”迟子建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描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他们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反应是有根源的，刻画这些人物需要细心揣摩，因为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的着墨就不能很重也不能很轻。她用写作提供了一个途径，让每个读者能从百年前不同的人物命运里看到今天自己的影子。

北极村、哈尔滨、伪满洲国……这些丰沛的文学源泉滋润着迟子建。在一些作家苦于创作灵感枯竭的时候，迟子建的“粮仓”里依然储备着丰富的“余粮”，酝酿着一部部未来可写的题材。她说，写作其实是不会穷尽的，一个作家必备的本领，就是能从别人熟视无睹的东西中发现闪光点，把光焰放大。“我眼中的好作家，对外部世界既亲近，又疏离。一个作家精神的能量，决定了他能否将外部世界点石成金。”

迟子建对于故乡，对于写作，如苏童说，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透亮的文字品格。是的，迟子建知道对写作的坚持，对文学清醒的判断和守护，比天赋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地修正自己，才能不断地向前。她说：“我每每写完一部小说，激情洋溢，可是很快就会从作品中找出不足。于是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是下一部作品出来，你可能仍不满意。就在这种不满足中，我始终是个走在文学路上的旅人。”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迟子建很喜欢辛弃疾的这首《清平乐》，词中朴素而深远的意境，是她最羡慕和渴望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她相信只有节制的情感，才能写出这种朴素的文字。她也相信，真正诗意是浸润在朴素的生活中的。

采访的最后，我问迟子建，想成为怎样的作家。她说：“我想一个作家年事已高的时候，仍有创造力，像托尔斯泰和雨果那样，是最幸福的。因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活结束了，生命可能就变得空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