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晚11时，对于年轻的李晓杰和他的姐姐来说，是个如此煎熬的时刻，他们必须做出今生最痛苦、最艰难的抉择。

“你们的父亲伤得太严重了，左胸4根肋骨骨折，已刺穿了肺部，胸腔积血严重；但最严重的是脑干出血，一旦手术失败，他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如果手术理想，术后他会成为植物人，醒来的可能性极小。做不做手术，你们自己决定吧。”在北京某医院的抢救室外，当被医生告知这一消息后，李晓杰和姐姐瘫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放手让父亲走，还是选择让父亲成为植物人？这样的抉择对年龄不超过25岁的姐弟来说，太过沉重。他们该如何替昏迷中的父亲做决定？

认识医学的有限与不完美

“医生，我们要爸爸，求求你救醒他！求求你！”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李晓杰和姐姐是多么希望医生能妙手回春，将他们的父亲救醒，从而避免做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

……

诸如上述困境，每天都会在医院上演。患者及其家属求生的愿望诚然可以理解，“但是，医学从根本上来说是有限的，也是不完美的”。

近日，由北京医师协会主办的“追问生命的尊严：医学的使命和关怀主题圆桌会”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说：“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的水平，我们可以在单分子的层面理解甚至改变生命，我们也可以用一台机器人准确地进行远程的手术。但是，医学不必然具有起死回生之力。医学本身不是神话，有时候，医学是有限的，也是无奈的。”

在顾晋看来，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生需要理性，需要理解，更需要在技术与德性的融合当中，在生与死的较量当中，在有限的医学中拼尽全力。

“由于职业的原因，我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太多的无奈和失落，作为一个医生，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时候在和疾病的抗争中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他认为，在医学面前，在生命面前机会是平等的。在我们为医学的进步而欢呼的时候，也要看到医学的局限。

了解医学的局限，并不只是患者家属和医生的责任，同时也是媒体和社会的责任。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唐丽丽表示，目前，个别媒体在传播新的医学进步方面也存在问题，就是过分夸大了科学发现以及医学进步的程度，其实有些难题，我们仍未攻克，比如肿瘤，对晚期患者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存活的概率仍然很小。

清华大学教授、生命科学家鲁白说：“科学和媒体经常把我们的发现放大化，而做不了的事情却很少提。给整个社会和老百姓造成了一种印象：科学越来越发达，各种各样的病以后都有希望了。诸如此类都是误解。”

让社会大众真正了解到医学的有限，是正确面对不可治愈的伤病的前提，也是保障不可治愈伤病患者临终时生命尊严的前提。

向死而生：我们需要“死亡教育”

不可否认，对一些不可治愈的伤病，患者求生的欲望固然可以理解，但过度的治疗却往往让他们临终时，处在痛苦和没有尊严的境地。而这些，除了医疗技术的问题，更多的则涉及我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和理解。

像李晓杰一样，同样痛苦的生死抉择也落在了今年29岁的王佳琪身上。5月中旬，身在河北老家的母亲老念叨头痛，一个周末王佳琪从北京赶回老家，带着母亲去当地的医院做了体检，结果让她顿时崩溃了：脑肿瘤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她母亲的预期寿命不会超过两年，甚至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做了手术，可再活3~5年，但切除脑肿瘤后，王佳琪的母亲将失语、失能，在轮椅上度过余下的时光。

是让母亲自然地走到生命的最后，还是让她在失能的状态下多延续一段生命?王佳琪陷入了类似的困境。

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表示，在抢救没有意义的时候不去做过度医疗，而是希望病人能不痛苦，不延长无谓的生命。但是对于家属，他们的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治疗或不治疗，这已超出了医学的范围成为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涉及到关于死亡的态度问题。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很少。

在白岩松看来，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死亡教育”。“我们今天谈论有尊严的死亡其实是在和中国最传统的东西在作战。我们今天的敌人就是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死亡本身，是回归自然的过程。

“而我们的文化很少谈论死亡，甚至是忌讳谈论死亡的，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背景下，探讨死亡的尊严，就有极大必要性。中国需要死亡教育，应该对死亡谈论更多一点。隔离了死亡，也就缺少了对生命的尊重。”他说。

鲁白认为，如果生是一种权利，如何选择过完最后的时光同样是病患的权利。病人的家属没有权利代替病人做是否治疗的决定。

而“选择与尊严”公益网创始人罗点点则坚持认为，为了避免病患在无意识状态，失去做决定的能力，应该推广“生前预嘱”，让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缓和医疗”建设刻不容缓

尽管医学有自身的局限和无奈，但医学永远是温暖的。

如何让身患不治之症的病患有尊严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时光，这需要医生和医学“不以病患、疾病为中心，而以人为中心，关怀完整的人。”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说。

让死亡有尊严，“在中国，我觉得应该从缓和医疗开始。”

缓和医疗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癌症缓和医疗早已是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缓和医学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特别需要考虑到患者和家属“躯体、精神心理、社会和灵魂”的需求。

“当预期寿命不足半年的时候，我们采取安宁疗护。这方面应推进保险项目。医生、护士上门救治，就可以付费，因此就不用挤在综合医院。绝症病患也不用因在医院被迫和亲人分离，甚至被强迫接受过度医疗。用同样的费用，会让病人接受更好的治疗。”

刘晓红建议，作为医生，可以负责具体的“缓和医疗”流程；在政府层面应该推进相关保险制度的完善；在社会方面，就应该推进全民的死亡教育。让人进入医院之前认识生命，知道什么是死亡。让这一教育从幼儿开始，贯穿人生不同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