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不可重复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记忆，尤以传统手工技艺广泛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其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备受推崇。

“器物有魂魄，匠人自谦恭。”非遗手艺的“继承者”们在追求器物于手心间升华的过程中，用情怀演绎着被浮躁吞噬的“匠人精神”，赋予非遗手艺“活的生命”。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非遗手艺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在当代社会找到非遗手艺的生存空间，使民族文化符号得以长久接力传承？——“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刚刚过去的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呼吁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全新邂逅。

而事实上，一些非遗手艺产品已经在工艺改良后“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带动了地方就业；而一些面临传承困境的非遗手艺，也还具备一定的跟上时代节奏的潜力，有可能在融入现代生活中找到新归宿。特别是在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不少去产能企业的职工面临着转岗就业问题，因此，非遗手艺对于一些感兴趣又心灵手巧的转岗职工而言，可能蕴含着就业、创业的新契机。

为寻找匠人匠心，传承非遗手艺，同时为身处就业创业路上的求职者提供思路与方向，本版今起推出《传承非遗手艺·助你创业就业》专栏。我们希望用当代审美“复活”传统技艺，为去产能转岗职工的创业就业之路提供启发与借鉴。敬请关注。

“命运使然”拜师成为手艺人

走进绒花这个行当，并成为第六代传承人，北京爷们儿蔡志伟始终觉得是“命运使然”。

1971年出生的蔡志伟，在号称老北京“手工艺之乡”的崇文三里河长大，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非常喜欢手工艺制作。儿时课堂上的剪纸、塑泥成果，他总是当作“宝贝疙瘩”一样收藏。

然而升学、工作、成家……随着人生阶段的按部就班，“学手艺”的事儿慢慢被蔡志伟淡忘了。

2002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关于“鬃人白”白大成的报道：“白老师想收徒，可因为手艺难挣钱又辛苦，招不到徒弟。”这则报道唤醒了蔡志伟尘封多年的心愿。他立刻给媒体打电话，然而对方回应了一句“帮你问问吧”之后就再无音讯。

这一次，蔡志伟“拧”上了。

他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却无果，苦闷之际，一位听说了来龙去脉的朋友问他，“你就想学‘鬃人’，别的老手艺行不？”于是，蔡志伟的拜师对象变成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绒花绒鸟手艺的第五代传人——高振兴。

“如果这门手艺在我这儿断了，怎么去地下见我师傅。”第一次见面，高振兴老人的话触动了蔡志伟。

“当时就想，得下狠劲儿学好这手艺。”蔡志伟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这句话就像‘烙’在脑子里了一样”，后来学艺中遇到“坎儿”，它总会“冒”出来鼓励自己。

学徒不到1个月，蔡志伟渐渐明白了“手艺是‘磨’出来的”这句俗语的分量。“栓拍子、对条和搓条三道基本工序，完全是4根手指上的功夫，靠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来回捻铜丝，捻得手指上的皮一层一层地掉。”蔡志伟回忆说，自己初学的大半年里，每天晚上手都疼得不能握拳使劲。

不过，蔡志伟坚持了下来，这一坚持就是14年。

手艺越扎得深 ， 越感觉差得远

“拿制作‘绒鸟’来说，‘铜丝为骨、蚕丝为肉’，工序非常繁琐。”蔡志伟拿着一只十分逼真的绒鸟向记者介绍说，每道工序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不仅枯燥而且不易，“光有热乎劲儿远远不够”。

选蚕丝、砰丝、劈排子、栓排子、搓条、熏活、刹活、烫活、攒活……蔡志伟说，这十几道工序，虽然没有先后顺序的严格界限，但每一道都很重要，绝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细节。

“栓排子”是绒制品制作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步骤，蔡志伟告诉记者，它决定了一件作品能否成型和是否具有观赏性，也正是这一关就把许多学艺人卡在了门外。

所谓拴排子，就是在2尺长的一绺桑蚕子上（俗称排子），一根一根加上铜丝，再把排子剪搓成窄绒条。

“把劈好的绒用两根挑杆夹好，将重物压在栓排子的架子上，如果有拼色的排子，要把各色的绒按顺序排好，然后用鬃刷把垂下的一边刷顺、刷齐、刷亮，一定要把绒里的断头、疙瘩除干净……”蔡志伟拿着工具给记者简单模拟了一段栓排子的工序。见记者听得云里雾里，他笑称，“这就对了，我当初练拴排子练了整一年呢！”

攒活是最后一道工序。“攒活要麻利，一步到位。老话说，‘七十二拜都拜过来了，就差这一哆嗦！’”蔡志伟说，如果这一“哆嗦”没弄好，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一道道工序“熬”过来，多年的技艺打磨让蔡志伟心里有了“谱儿”，可他却从不自称“师傅”。“我们祖师爷张宝善，在建国10周年那会儿，做了一件60多厘米长、近20厘米高的‘北海九龙壁’，全是手工扎的，18条盘龙和图饰都用的浮雕手法，丝毫不走样，绝了！那才敢称师傅！”他说，手艺这事越是扎得深，越感觉差得远。

最大的难题还是“后继无人”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空有一门绝活却后继无人。”虽然未到花甲之年，蔡志伟却时常有担心手艺被“断送”的焦虑。

十几年的绒花生涯，他收过的徒弟有很多，然而能真正留下来的却只有柴德芳一个。

不花时间接触，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大嗓门、干起事来风风火火的北京姑娘是位爱拿剪子、栓排子的手艺爱好者。在蔡志伟眼里，这个女徒弟有股子韧劲儿。“现在做绒花缺工具，很多东西都要现做，比如搓铜丝的搓板要硬木材质，不好找，她就把儿子小时候用过的滑板车拆了；她家里养的花死了，她都把枝条留下，说是给以后做东西攒着，这样做出来的绒花更活灵活现。”蔡志伟说，要学好这门手艺真得像柴德芳这般用心。

蔡志伟告诉记者，他曾找到师傅高振兴，希望一起开个公司，专门从事绒制品的生产，算是以另一种形式把过去倒闭的绒鸟厂重新开起来。虽然想法很好，可真实施起来却遭遇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难题便是人员。“销售渠道都找好了，就是没人愿意学手艺，好不容易招了一批，结果学了几个月只有两个人坚持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学绒花和学泥塑、剪纸不一样，后者谁都能学，只是学得好不好的问题。而绒花，1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能上手就不错了。”

“想让绒花生存下去，必须要适应市场。现在绒鸟还是以收藏为主，要想让更多的人接受它，就要更贴近百姓生活。”蔡志伟说，面对现实问题，手艺传承人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作为个体手工业者，他们普遍深感无力。蔡志伟建议，具有民俗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尝试与旅游产业结合。“如今各地的旅游纪念品千地一面，为什么不能以非遗手艺为切入口，寻找突破点？”

绒花盛开、绒鸟飞来。如今，蔡志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他最忧心的仍然是，手艺如何延续，以后谁来接替他？

绒花，早在1700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妇女将其戴在头上，作为美的象征。

明末清初，据《旧京文物略》记载：“彼时旗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习，其中尤以梳旗头的妇女最喜欢彩色鲜艳、花样新奇的人造花。”“绒花”谐音“荣华”，因寓意荣华富贵,佩戴绒花成为当年旗汉妇女的时尚。

如今，广义上的绒花包括绒制的花、鸟、虫、兽等由头饰绒花发展而来的各式以蚕丝和铜丝为主料的绒制工艺品。

“上辈子打爹骂娘，这辈子托生花行，坐折了炕坯，顶破了房梁，家有三亩地不干花行。”虽然提到绒花，人见人爱，但是做绒花，却是不受待见的苦差事。

如今，绒花手艺的第六代传承人蔡志伟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他最忧心的仍然是，手艺如何延续，以后谁来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