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需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人都有表达的欲望；二是，人人都有一颗诗心。

显而易见，一个死寂、鸦雀无声的社会是可怕的，让人说话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是社会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无关种族、性别、人群、职业、权力和财富的多寡。因此，契诃夫先生才说，这个世界有大狗，也有小狗，大狗小狗都要叫，小狗不应因大狗的存在而惶惑。画家钟增亚先生甚至认为，“有时候小狗叫得比大狗还好听些”。让小狗和大狗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对表达欲望的尊重和正视，是必要且必须的。

某种意义上，打工诗人就是这样的“小狗”，他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形成了打工诗歌这样的文学类别。先不管标签好听不好听，是否存在矮化的嫌疑，我们都应为他们的存在而感到欣慰。

发声有许多方式，为什么是诗歌？道理非常简单，人人都有一颗诗心，诗是抒发感情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文学最起初、最原始的形式。英国诗人塞缪·泰勒·柯勒律治说：“诗是把最好的字做最好的安排。”中国古人则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歌独特的魅力带给人的震撼，其他文体难以替代。“独有诗心在，时时一自哦。”这是文人的自得其乐，“我想变成一棵树。我开心时，开花。我不开心时，落叶”，这是儿童的赤子之心，境界各异，诗心同在。广大打工者也有这样的诗心，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写诗，顺理成章，自然天成。

对于打工者来说，写诗，是表达，是抒怀，是发泄，是抚慰，也是记录，是见证，是参与，是创造，是和时代的互动。无论于社会进程还是文学本身，都没有人可以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只要承认三亿打工群体有自我发声的需求，那么，打工诗歌的诞生和发展，就无法阻挡。三亿打工者的内心需求和日常生活不重要吗？它们难道不是文学、诗歌最应该表现的现实吗？

同样重要且不同凡俗的是，打工诗歌是从车间生长出来的，其中有螺丝、铁器、塑料、扳手、织机、布匹、煤块，有汗水、疼痛、眼泪、工伤、乡愁、梦想、喜乐、思念、向往……这些诗歌来自生产一线、劳动现场、集体宿舍，让我们似乎听到劳作的喧嚣，工人的喘息，他们也许粗糙，不讲究，因此也显得不那么精致，那么豪华，但他们真实、生动，毫不矫揉造作，有一种粗粝的痛感，一种刺刀见红般的生猛，一种书房和文人世界里难以感受到的冲击力。

打工诗人真正地是在用身体写作，用灵魂写作，用赤子之心写作。这样的诗歌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个精致的时代所缺乏的，是我们最需要用心去聆听的声音。

固然，打工诗歌在文本和技巧上，不那么完美，这是无需掩饰的，甚至没有必要刻意去改变，因为诗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格式，什么样的诗歌才叫好，也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打工诗歌概念化、模式化、同质化才是最应该避免的。当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和感动后，打工诗歌如何在审美上、艺术创造力上更上层楼，如何在个人的际遇和时代的发展，在表现劳动和歌颂创造之间，找到某种恰当的平衡，是可以讨论的，也是下一步打工诗歌需要发展和改进的地方，毕竟时代在不断发展，打工诗歌也需要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

打工诗歌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有些打工诗人的命运也因诗歌发生改变，这些都是好消息，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希望，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和最初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