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卤子面最狠的一次，是在冬茂哥的喜事上。那天接亲的队伍安排在新郎冬茂家吃早饭。我有幸加入接亲队伍，得以跟族上的大人们去蹭上一顿。

厨倌用大柴锅连煮了两锅卤子面，带猪骨头肉的挂面香气扑鼻。十几号人散落在堂屋开吃，一碗接一碗，少有人交头接耳，只听见筷子碰触碗沿以及急迫的吞咽声。

身负扛灯笼差事的我，被三大碗卤子面撑得几乎迈不动步，整个人像个行动迟缓的鼹鼠。

卤子面在乡下不常吃，通常是谁家娶亲或者生了小孩，才会做一回。添丁的人家多以生了儿子才喜庆溢于言表的煮面，而且煮的不是一锅，管够。

记得屋前的胜先叔先是生了三个女儿，第四个孩子临盆之际，他上街买来猪骨头和一蛇皮袋长挂面，回家等待儿子的降生。然而等孩子呱呱坠地，还是女儿身，胜先叔一气之下扛着锄头下地去了，没张罗煮面的事。

胜先叔后来开了挂面作坊，线状面条晾晒在屋前的竹竿上，蔚为壮观。他几乎不用上街叫卖，附近的小贩们总挑着麦子到他家换挂面。妻子怀上第五胎的时候，胜先叔认定他运气来了，当着一众乡亲夸下海口：这回如果是儿子，就请全村的人吃卤子面。他还买了一挂大鞭炮，足有脸盆那么大，准备在儿子出生的那天放。

接生婆未到，锅里已经煮上了挂面，猪骨头肉在芡汁、豆腐丁以及胡萝卜丝的点缀下，透着喜感和人情味儿。

“山英咋样了？”接生婆挎着卫生箱踏进了门槛。

“你先吃碗水！”胜先给接生婆端来一碗白糖水，转身从饭桌上抱起那挂鞭炮去了门外。

一声啼哭从里屋传出，像汽笛般带着凄厉的警示和辩解，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是不是带把的？”手执鞭炮的汉子寻求身后的解答，声音满含期待，那里隐藏着一个男人的自尊和倔强。又是一个女娃儿！身后是简洁的回答。胜先叔没有问第二句，用力将鞭炮抛进了面前的池塘。

多年之后，山英婶终于给丈夫生了个儿子，取名雪松。那天大半个村子的乡亲都来吃了卤子面，人们在谈论新生男婴的同时，也在竞相夸赞之前的七个女儿。那一天是个日渐衰败的冬日黄昏，八个孩子的母亲号啕大哭。

贫瘠的岁月几乎有着相似的人生。村东头的木棒相上对象时，喊大伙儿吃了回卤子面。那是个喜庆日，也是悲伤之日，木棒的婚事是妹妹换来的。哥哥明显的身体残疾，秋兰忍痛同意了家长们的安排，多少个长夜都是以泪洗面。半年之后，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秋兰试图自杀，幸亏家人发现得早，才避免了悲剧。

秋兰最终接受了这桩换亲婚姻。出嫁那天她跟多数姐妹一样坐上了一顶四抬大轿，一路颠簸，一路啼哭，熟悉的田园从眼前渐次退却，带着花季女孩的无力倾诉和离愁。她嫁到一河之隔的许家村，丈夫是个石匠。很多时候人们看见这个男人拎着长钎和铁锤行走在圩堤上，为了改变贫穷而四处揽活儿，对媳妇秋兰更是呵护有加……

一眨眼很多年就过去了，但我始终在寻觅那抹乡愁，它像清风一样镂刻在我的灵魂里，带着道德的救赎和情感的皈依。我的脑海总要浮现那些空旷的画面，那是秋分时节的晴朗日子，小麦的种子被乡亲们撒进松软的泥土，经过寒冬的洗礼和春风的吹拂，麦苗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每年新麦收割完成，家里都会拿麦子换些挂面。那是沿村叫卖的小贩，挑着两只装满挂面的箩筐，一边走一边尖声喊：“换挂面不嘞——”

大凡漂泊之人皆有隐疾，唯美食方可治愈。每次回家乡，我总要上街寻卤子面吃。一次我在县城五一超市背后的胡同口发现有两个摊位，其中赵姓大叔卖的是糯米粿，徐姓大娘卖的正是卤子面。时值冬季，空气中夹杂着寒意，我在摊前抓起一只板凳坐下，徐大娘的一碗卤子面，赵大叔的两个绿豆馅儿糯米粿很快下肚，花了五元钱，身上很快就暖和了。身侧来来往往有人经过，谁也不认识谁，但彼此又似乎很熟悉，我抬头看看人，便又勾头吃面去了，面里有骨头肉和豆腐丁，依然是年少时的味道。

卤子面算不上美食，红烧甲鱼、枫树辣椒炒肉以及银鱼泡蛋等才是家乡的名菜。不久前的余干美食节争风头的是鳜鱼煮米粉，那次最大锅一次性煮了二千六百斤米粉和六百斤鳜鱼，万人蜂拥追逐着味觉享受！

卤子面上不了这种大场面，它习惯在街角，在胡同口，在车站旁，像故人般守候在清冷的早晨，期冀以熟悉的乡音翻动游子久违的味蕾和记忆。

如今，回老家住在县城，尚未起床就听见楼下有人拿录音喇叭在喊：“买卤子面不嘞？正起锅个卤子面——”

趿鞋去看，果真就看到琵琶湖畔一个单薄的身影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颠簸的车身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那是凡俗而坚韧的生活交响，将潦草的日子梳理得温馨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