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新近出版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知识出版社）一书。稍早，刘绪源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对比这两部著作，有两大差异：

其一，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在时间范畴上定格在1916年~1977年。而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1978年~1999年定位为重建期，将2000年之后称为分化期。很明显，梅杰比刘绪源的儿童文学史时间范围更广。

其二，《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内容较为精简，偏向对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评析。反观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在内容上要更加全面，并充满细节，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完整，对史料的挖掘更令人折服。梅杰借用蒋风、朱自强的提法，将中国儿童文学史分为史前期（古代）、孕育期（清末民初）、诞生期（1917~1927）、发展期（1927~1937）、挫折期（1937~1949）、新生期（1949~1959）、断裂期（1960~1978）、重建期（1978~1999）、分化期（2000年至今）。梅杰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划分是科学的、严谨的。

朱自强说“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他反对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一说，梅杰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中更是严谨地将古代称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史前期”。现代儿童文学就是对儿童本位的坚持。梅杰对“儿童本位”一以贯之，他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绪论中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儿童本位论构成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的重写评价标准。

儿童文学并不只是写给儿童看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吸引着成人，解释这种现象，就不禁要提到梅杰在2015年提出的创新性学术观点——“泛儿童文学”。贯穿于《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的红线，除了儿童本位论的准绳以外，更有泛儿童文学这一新型学术观点。

梅杰对儿童本位的坚守，同时具有泛儿童文学视野，让本书成为一部充满“大家风范”和“儿童情怀”的重磅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