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舞文弄墨的人，多有笔名，如鲁迅、茅盾、巴金，等等，起初都是笔名。孙犁本名叫孙树勋，乳名振海，孙犁这个名字，也是参加抗战队伍以后取的。

孙犁的文字生涯，漫长而跌宕，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城后长期在《天津日报》工作。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和不同报刊上，使用过数十个笔名。几乎每个笔名，都有特定的寓意。因而，梳理一下这些笔名，往往能透视出孙犁彼时彼刻的情绪和心曲。

据《孙犁年谱》记载，孙犁最早的笔名，是“芸夫”。在1934年1月第41号的《中学生》杂志上，他发表了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这是迄今能找到的孙犁发表最早的文论，就用了这笔名。孙犁似乎特别喜欢这个“芸”字，此后数十年中，这个笔名不仅反复出现，还变换出“芸斋”“孙芸夫”等多种“变体”。

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先后编辑了《文艺通讯》《山》《鼓》以及《晋察冀日报》副刊；解放战争中，编辑《冀中导报》副刊及《平原杂志》等。这一时期是孙犁创作的高峰期，他写了大量文章，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名，如纪普、力编、赵侠、铁彦、纵耕等。比较有趣的笔名是土豹，显然是取了“土包子”的谐音，有自嘲的意味。而且这个笔名，孙犁也是多用于他的民间通俗文艺作品上，如民谣、大鼓词等。还有一个谐音笔名是“余而立”，显然是他在而立之年所用，标记的是自己的青春年华。这一时期，用得最多的笔名，当属林冬萍。有研究者考证，这个笔名是孙犁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女儿孙晓萍而取的，其中隐含着一个投身革命、无暇顾家，但又时刻牵挂着女儿的父亲的深沉情愫。

这类寄寓父爱的笔名，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所用的石纺和少达。前者是为纪念大女儿孙晓萍进入石家庄纺织厂当工人，后者则与儿子孙晓达有关。孙犁虽不善言谈，不爱交游，性格内向，但其内心世界十分丰富，表达情感细腻而深沉。这一特点，在其常用的笔名中，也可窥见端倪。

孙犁自1956年突发疾病后，不得不中断写作，各处寻医问药，专事休养。病情稍好，风潮又起，被迫搁笔10年。在这一段非常时期，他只能用自己独创的方式，偷偷记下孤寂中的一时兴会和积郁感怀——这就是孙犁特有的文体：“书衣文”。

所谓“书衣文”，顾名思义，就是写在包书的书皮纸上的简短文字，有记书事，有记人事，有谈古事，有论今事……兴之所至，漫笔为文，看似无用闲文，实则妙论迭出。及至阴霾荡去，再现晴光，孙犁将这些原本无意示人的文字，汇编成集，是为《书衣文录》。当其写作之时，不免古今文人之“痼疾”，时常随手取个名号，标注于卷末，以为彼时之标记，由此又出现了一大批寓意深邃的“类笔名”——说它们是类似的笔名，是因其并非为公开发表而取，更多的是给自己自吟自赏的，这就与通常所说的笔名，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然而，就其寄寓情怀抒发情感表达情绪而言，又比一般的笔名，更多了一层含蓄委婉、幽深邃密的情致。

这种“书衣文”的笔名，与以往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多采用类似书室、斋名、堂号的语句，题于文末，显得孤高清雅，寄意隽永。据不完全统计，这类常用的笔名有：瓶书斋、存华堂、存善堂、幻华室、双芙蓉馆、梦露草堂等。对这些名号的寓意，孙犁本人并未做出明确的阐释，后人自然不能望文生义、凭空妄断。我们只能以欣赏“谜面”的眼光，揣摩猜度它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特殊年代，隐含在孙犁笔下的婉曲“谜底”了。

不过，也有一些名款，语意比较明确，可以证之于现实：如1981年5月17日出现在“书衣文”上的“悲观堂”，直接动因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大新闻：图书馆的珍贵图书被盗。孙犁有感于此，取了这样一个充满愤懑无奈的堂号。这个堂号，好像只用过这么一次。还有一个笔名叫“老荒记”，后来，被孙犁径直拿来用作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老荒集》。这也是孙犁先生题赠给我的第一本签名本，时在1986年的11月。

此外，孙犁在“书衣文”上还用过一些两个字的名号，如时限、余生、姜化等。时限和余生，比较容易“破译”，皆有对老之将至、时不我待的慨叹。而“姜化”一名，显然是用了“僵化”的谐音。我猜测，大概是他听闻一些外界议论，或有“僵化”之讥，孙犁不屑于直接批驳，顺手拿来用作了笔名——这种做法，显然是直接师承当年的鲁迅先生。孙犁毕生都以鲁迅为“精神导师”，如此行事，渊源自明。

笔名之于文人，既如斋名堂号，是自明心志的载体；又带有即兴赋予、随机取用的灵活性。尤其是在文化和新闻领域，时常遇到截稿时限严苛、无暇细审，或作者身份不便公开、必须回避实名等境况，编者或作者，不得不采取临时变通之策，以笔名代之。

然而，常常也有这种情况，一个笔名经常使用，名随文传，遐迩知闻，天长日久，就成为某位作者的固定名号，不仅读者一望而知，作者也乐得引为自用，笔名也就演化为实名了——若周树人之于鲁迅，沈雁冰之于茅盾，李尧棠之于巴金……当然，也包括孙树勋之于孙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