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国明和陈为淑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河镇的老家从未像最近这样热闹过。

10月8日，这对夫妻的大儿子甘宇从成都治愈出院回来。自那时起，家里每天人来人往，有亲戚、朋友、邻居，也有政府工作人员、媒体记者……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家庭最初进入舆论视野是在一个月前。9月5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在距离县城63公里的得妥镇湾东村，湾东水电站职工罗永和甘宇在震后半小时内拉闸泄洪，避免了河水冲毁下游村庄，两人也因此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

9月8日，体力更好、更熟悉地形的罗永在寻找救援途中获救；按计划在原地等待的甘宇直到9月21日才被当地村民倪太高发现确定生还。

在甘宇与外界失联的17天里，“地震”受到的关注度一点一点地减退，但在被震垮的山林之中，各路人马寻找甘宇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在这个“让好人回家”的故事里，除了罗永和倪太高，还有许多个名字应该被收录其中。

大坝上有幸存者

9月29日，甘宇在病床上迎来了自己28岁的生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他转院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后，只有母亲陈为淑在病房里陪护，父亲甘国明则在距离医院不远的宾馆里等待妻子不时传来的消息。

“你是今天来的第3家媒体了。”见到甘国明时，他正和侄子甘立权相对而坐默默抽烟，不大的房间里摆满了慰问品。52岁的甘国明看起来有些疲态，嗓子也因为一直说话和抽烟变得沙哑。“但我愿意跟人聊一聊，不然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他一边递给记者一瓶矿泉水一边说。

和许多农村家庭一样，甘国明一家4口长年分散在各地打工、上班、上学，用他的话来说，“平时没什么大事都不联系”。9月5日，甘国明正在位于广州的工厂上班。流水线上分秒必争，直到当晚临睡前他才从网上得知泸定县地震的消息。想着甘宇工作的水电站在震中附近，6日中午，甘国明给在老家的妻子陈为淑打了个电话。

“甘宇上午来电话说已经从水电站大坝出来了，正在等待救援。”听了妻子的话，甘国明认为儿子应该是安全的。

给母亲打这通报平安的电话，是地震后甘宇与外界有限的几次联系之一。那时候他还和罗永在一起，后者在与妻子的通话中得知了母亲遇难的消息。此外，他们还与公司取得联系发出了求救信号。

湾东村地处高山峡谷区，水能资源丰富。地震前那里投产运营的水电站已有3家，其中水发安和集团有限公司的湾东水电站在海拔1192米处筑坝蓄水，再通过穿山隧洞、压力管道将水源引至下游河谷地带的厂房发电。

湾东水电站厂房距离大坝车程约一个半小时。据公司办公室主任钟华平回忆，地震发生后，通讯瞬间中断，他们无法与在大坝上的16名员工取得联系。

“不过在甘宇打来电话前，我们已经知道那里一定有幸存者。”钟华平说，由于厂房部分压力管道在地震时爆裂，一开始不断有上游来水从管道涌出，“但没过多久水流中断了，显然是有人采取了紧急措施。”

“有人”就是罗永和甘宇。地震发生后，先是罗永冒着不断砸下的石块冲到坝肩启动柴油发电机提上第一道泄洪闸，等环境相对稳定后，他又拉着甘宇一起上坝，提上了第二道泄洪闸。

此时，垮塌的山体已把大坝变成一座孤岛，罗永和甘宇错过了逃生的黄金时间。

在广州，本以为“没什么事”的甘国明却再难有平静日子。9月7日，他接到甘孜州公安局的电话询问是否有甘宇的消息；8日，他从新闻中看到罗永获救并提到自己的同事甘宇还在等待救援；9日，甘宇依然音讯全无。

甘国明心慌了。9月10日，他乘飞机到重庆再转火车回到达州老家，随后与家人连夜赶到泸定，与钟华平等人汇合后一起到得妥镇抗震救灾指挥部打听情况，联系搜救。

英雄失联

9月5日那天午饭后， 水工罗永、施工员甘宇和其他几名工人在湾东水电站大坝的宿舍休息。突然之间，房屋剧烈摇晃、窗户玻璃瞬间破碎，滚落的山石击穿墙体进入房间。

“地震了！”伴随着惊呼，所有人四散往外跑去。“到处都在哗哗地巨响，就像是放大炮一样，特别骇人！”当时在墙垛处躲避的罗永这样描述自己听到的声响。两边山体不断垮塌，4名员工重伤后当场遇难，其中有罗永的哥哥罗开清和罗永妻子的侄子杨刚。10名工人从因被塌方截流而不走水的河谷转移至对岸逃生成功。近视近500度的甘宇被落石砸飞了眼镜，一片模糊间，他还试着去拖拽被山石掩埋的同事，却没能成功。

强震之后，大坝下只剩下平时“点头之交”的罗永和甘宇。

罗永得救后，他与甘宇在大坝上的经历被人们所知。虽然罗永说不泄洪他们也活不了，但在危急时刻两个普通人的本能反应产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自救。

湾东水电站用于输水发电的压力管道垂直落差超过700米，途经湾东村多处民房、农田。地震后如果不及时泄洪，压力管一旦爆管，沿线的一切都会被冲毁。罗永和甘宇提起的那两道闸，不仅救了下游村民的命，还保住了废墟上留存的财物——对受灾群众来说，那些能够找回来的牲畜、家电、衣物乃至现金，实在太重要了。

随着拉闸泄洪的故事传开，外界对甘宇和罗永的称赞声扑面而来。然而对甘国明夫妇来说，那十几天无疑是他们人生中最煎熬的日子。到了得妥镇，甘国明每天寝食难安，陈为淑有胃病，情绪激动时就忍不住干呕。

寻找甘宇的过程很不顺利。罗永获救后，受不利天气影响，直升机没能第一时间前往甘宇等候的那个叫芹菜坪的地方搜寻。后来，当地政府多次组织搜救力量上山，其中以罗永堂哥罗立军为向导的救援队伍确实抵达了芹菜坪，却只找到甘宇留下的衣服、手套等物品。两天一夜后，他们的物资耗尽，被迫返程。

9月12日，因为资源有限，对甘宇的搜救暂停了。也就在这一天，比甘宇年长4岁的堂哥甘立权离开此前一直因疫情处于封控状态的成都，抵达雅安市石棉县抗震救灾指挥部。

湾东水电站大坝所在的那座山，海拔大约2500米，一侧是泸定县的湾东村，另一侧就是石棉县的跃进村。甘立权想从石棉县找到营救甘宇的新方案，同时他还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信息，请求更多救援力量加入对好人甘宇的营救。

“知子莫若父，他一定还活着。”在泸定那段时间，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甘国明，即使每个返回的救援队都只带回了关于山中恶劣生存环境的描述。

9月底，在成都的宾馆再提起儿子被找到前自己的心路历程，甘国明不间断地抽了好几支烟。“我们其实也有心理准备。”烟雾缭绕中他说，“可我是他父亲，哪怕只剩一堆白骨，我也要把他捡回去。”

走到猛虎岗，就有村子

“甘宇术后恢复得不错，但腿里的钢板一年后才能取……”采访时，甘国明收到了妻子从病房发来的信息，此前一直谈吐自如的他一下子红了眼眶，“真的不敢想那十几天他究竟是怎么过来的……”

以罗永和甘宇在芹菜坪分开为标志，荒野求生的故事分为了前后两段。

在大坝上度过地震后的第一个夜晚后，作为湾东村村民的罗永决定带着甘宇一起自救。地震震塌了湾东村一侧山腰以下的山体，罗永说往上翻过山顶到一个叫猛虎岗的地方就有村子。猛虎岗，也成了甘宇后来独自行动时一心想着的目标。

摘野果充饥，背靠背取暖，到9月7日，甘宇的手机短暂有过信号，公司方面告知他们有两支救援队正赶往大坝方向，可此时罗永和甘宇所在的芹菜坪已离大坝有大约20公里。甘宇体力不支，提出让罗永返回迎上救援人员。罗永走前用安全帽给甘宇接了一帽子的山泉，摘了一包野果，承诺“若我得救，你也一定得救！”

遗憾的是，罗永在大坝没遇到救援队，余震引起的山体垮塌又堵住了他回头找甘宇的路。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几乎没有路”的情况下往湾东村行进，途中险些与黑熊正面交锋。9月8日下午，靠捡到的一个打火机，罗永点燃一堆半湿的草升起浓烟，随后被救援人员发现。

与罗永分开后，甘宇在芹菜坪待了三天，一直没有等到音讯。他担心罗永途中出了意外，决定孤身向猛虎岗方向前进。不熟悉地形，又看不清路，甘宇一天只能走两三个小时。在一处小溪间取水时，他的左小腿还被一块落石砸伤——那就是后来他接受手术的部位。

与此同时，甘立权正在全力为营救堂弟想办法。

石棉县受灾区域道路垮塌严重，80%的救援只能依靠水路进行。9月13日，在位于大岗山的一个临时渡口，甘立权偶遇了正在组织伤员转移的北京市应急救援协会会长都海郎。得知甘宇的情况后，都海郎从专业救援的角度分析了他生还的可能性至少有20%，“值得试着救援”。

在此期间，湾东水电站不断从各方协调搜救力量，甘立权在网络上的求助也得到了回应。9月15日，都海郎团队与来自石棉县、泸定县的共13名搜救队员、3名向导以及一只搜救犬从石棉县王岗坪乡出发，进山寻找甘宇。

建筑工人李明康参与了那次行动。临时组成的搜救队里并非全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大家自愿参与，每个人在上山前都签订了免责承诺书。一路往上，不断有队员因无法坚持而退出。最后只有包括李明康在内的7个人到达了猛虎岗。

时间已是下午，救援队面前的山体还一直在剧烈滑坡，掉落的石头掀起阵阵烟雾。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继续往前走，队员间有了分歧，有人说“无条件救人也要首先保证自身安全”。最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大家收队折返。

错过与抵达

9月15日的那次搜救中，从小在高原山林里长大的李明康是主张继续往前走的少数人之一。2015年上山挖草药时，一位同伴意外跌落山崖，李明康与另外3人以失踪地点为圆心不断扩大寻找范围，成功找到并救出受伤同伴。在寻找甘宇的路上，李明康越走越觉得当地的山形、海拔都与7年前的情况很相似。山里有水有野果，再加之与罗永分开时甘宇并没有受伤，“活下来的几率是很大的”。

都海郎与李明康有着相似的判断。9月17日，他召集雷波蓝豹救援队和重庆巴南救援队的部分成员再次上山。在他看来，如果甘宇活着，以猛虎岗为出发点向山上草甸走一定能找到他；如果甘宇已不幸遇难，用无人机顺着滑坡山体往下飞，至少也能发现他的遗骸。

然而，在恶劣的震后条件面前，再周密的计划也难以完全执行。地震后，猛虎岗周边村民全部转移，救援队找不到任何物资补给。更要命的是，在救援队驻扎点附近，一条原本3厘米左右的地缝逐渐扩宽到近25厘米，部分地面出现了抬升迹象，这意味着当地地质环境还非常不稳定，随时有发生危险的可能。

搜救持续到了9月18日，队员们依然没有发现甘宇的踪迹。当天下午，根据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指令，都海郎一行紧急撤回王岗坪乡。

事后人们知道，找到甘宇的一大阻碍来自甘宇本身：他不断在移动，而且因为天气、伤病，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他移动的时间和方向也毫无规律可言。这意味着有很大的可能性，搜救人员会与甘宇在山中错过。

甘立权决定亲自上山找甘宇，“否则我一辈子都会感到遗憾”。他打电话给跃进村村民倪华东：“东哥，你最熟悉这片山，再帮我一次吧。”

倪华东是9月15日那次搜救的向导之一，也是曾出现在地震后失联人员名单上的人之一。9月4日，40岁的倪华东与父亲进山挖草药。地震发生时，身处海拔4000米地区的父子俩侥幸逃过一劫，并凭着几十年来对大山的了解，找到一条极其险峻的路线一路往下，于9月9日深夜回到跃进村。

接到甘立权的电话时，倪华东正忙着搬家。房子在地震中塌了，他们一家人只好在县城边上租了一处临时住所。学校成了危房，给孩子转学也是手头急着要做的事。可倪华东无法拒绝甘立权的请求，从山中死里逃生，他对甘宇的遭遇感同身受。

9月20日晚上，甘立权随倪华东上山至跃进村。第二天一早，包括倪华东的父亲、妻子及姐夫在内的一行5人背上物资，拿起开路的弯刀，准备仔细在山里找上3天。不曾想刚出发不久，甘立权就接到了“甘宇获救”的电话。

救下甘宇的跃进村村民倪太高说，他是从路过他家院子的救援人员口中得知山上还有人被困，才想着一边找地震时跑丢的羊一边找人。那支救援队，正是9月18日往下撤的都海郎的队伍。

还有更多巧合为这场持续半个月的营救增添了“奇迹”色彩。得知甘宇被找到的消息时，甘立权一行人正走到倪太高家门前。假设当时甘宇没有被倪太高发现，甘立权他们也会在当天下午抵达甘宇所在的高山草甸，那是他们计划好的当天的驻扎之地。

而那片高山草甸，距离9月15日李明康他们下撤的地方，步行只要一个小时。后来，李明康想了很久，如果当时继续往前，他们是不是就能遇到甘宇。

聚光灯后

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手捧鲜花过生日、接受术后康复训练、出院……甘宇获救后，他的社交平台账号持续更新着自己的相关情况，甘立权和甘国明则几乎接受了所有的采访要求。有意思的是，如果往回翻看，不难发现甘宇个人账号此前只发布过几条动态；他的父母更是离舆论场极远的人。

“在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孩子‘捡’回一条命，我们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在甘立权的指导下，甘国明也开通了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在那些他花了不少力气发布的信息中，几乎每一条都包含着感激之意。

身处聚光灯下，甘家人正在找回平常生活的节奏。9月25日转入普通病房后，甘宇第一时间要来手机报名参加11月举行的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只要再考过一门课程，他就能拿到这个重要的执业资格证了。

“考试是大事，也是正事。”甘国明是一位典型的严父，在他看来，儿子现在身上的光环只是一时之物，“未来的人生还得靠他一步一步去走”。

话虽如此，已经离岗一月有余的甘国明却计划再多陪甘宇一段日子，这也让他有了30多年来最长的一个“假期”：为了赚钱糊口，过去他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与两个孩子见面，几天后又匆匆离别。“经历了这一次磨难，心里对他们真的亏欠得很。”甘国明说。

湾东水电站的临时项目部设置在得妥镇受灾群众安置板房的附近，如今罗永已被召集前去工作。他说人忙起来，脑袋里想的事就没那么多了。

此前的9月23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罗永徒步好几个小时回了一趟湾东村。在那里的废墟中，他寻到并安葬了已辨不出模样的母亲。这次地震，罗永失去了3位亲人，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甘宇生还，不只让罗永当初的承诺兑现，也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同样重返岗位的还有李明康。他原本是泸定至石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上的挖掘机手，工程因地震停工后他就地做了志愿者。甘宇被发现后在猛虎岗等待转移时，李明康曾与他短暂地通过一次电话，当时两个人都哭了。李明康的眼泪里，混杂了高兴和因自己没能早点发现甘宇而愧疚的复杂情绪。

结束灾区救援任务后，都海郎回到北京。他没有太多关注媒体对于甘宇和“救援奇迹”的报道，而是一直在复盘和总结为什么在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自己和队员没有发现甘宇。对专注于灾难救援十多年的都海郎来说，这些都是未来救出更多人的宝贵经验。

在都海郎帮助甘立权组织力量搜救甘宇期间，他们曾建立了一个包括甘宇家属和搜救队员在内的微信群。现在微信群功能已不在，但谁也没说要解散它。都海郎计划再过半年或一年，回四川看看未曾谋面的甘宇和参与救援的兄弟们，“到那时，大家把酒言欢，一起聊聊那些惊险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