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数据显示，全国法院现有人民陪审员33.2万余人，比2013年扩大了近3倍。自2018年4月人民陪审员法颁布以来，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上千万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

数字变化背后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工作中，我采访过一些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旁听过他们参与审判的一些案件，也深深感受到他们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开庭前，法官介绍“这是人民陪审员”时，有的当事人便会“眼前一亮”，有的会认真抄下陪审员的名字，有的会将已对法官陈述过的事实，对陪审员再陈述一遍。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一种形式。当前，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往往是随机抽选的。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一些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复杂且争议大的一审案件审理，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比如，人民陪审员可庭前阅卷，和法官共同参加法庭审理、庭审中积极发问、审查判断证据，合议时发表意见，共同形成裁判结果，等等。人民陪审员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无袍法官”。

在很多人眼里，打官司是件庄重严肃、极具专业性的事儿，当法官更要过五关斩六将。相比之下，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似乎“低了点儿”——根据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只要年满28周岁，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都能被随机抽选成为人民陪审员。他们可能是医生、教师、企业职员、工厂工人、农民，总之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参与审判案件，靠谱吗？

事实上，这些来自基层的“无袍法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他们更接地气，更了解社情民意，能为定分止争提供民间智慧。很多时候，他们的视角能够和法官形成互补，形成对判案思路的有益补充，也让司法裁判更具人文关怀。比如，最高法发布的一起侵害烈士名誉公益诉讼案中，退休教师、电视台编辑、社区工作者、企业职员作为人民陪审员，与三名法官组成了七人合议庭。他们从公众常识、公序良俗等方面作出独立分析判断，展现了普通民众如何看待烈士名誉侵权问题，拓展了法官的办案思维。

走上法庭，人民陪审员是“无袍法官”；走出法庭，他们在群众和法院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以案释法，积极影响身边群众。我曾采访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刘峥——自2007年以来，他参加了千余件案件的陪审工作。一些当事人不能接受判决结果，指名要找“刘陪审员”。刘峥便会尽量避开法言法语，和当事人唠家常，耐心地对当事人释理说法。当事人理解了，气儿也就顺了。

当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运行中还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尴尬。为破解这个问题，有关方面出台了多部规范性文件，推动人民陪审员法各项规定落细落实；多地法院开发微信小程序，让人民陪审员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熟悉案情；有的法院试用电子卷宗系统，实现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同步阅卷……诸多举措，切实推动着人民陪审员参审由“简单坐堂”向“深度审案”转变。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日渐完善，“无袍法官”将在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更可触可感，让更多司法判决在法理与情理的融合中，释放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