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沙场秋点兵，辕门迎凯旋。

立秋10天后的8月16日，云南省总工会2022年基层蹲点工作圆满鸣金。

“2022年，云南省总认真贯彻全总关于建立蹲点工作长效机制的部署要求，”省总党组成员、副主席尚建明说，“从5月起，省总机关选派15名干部组成5个蹲点组，由9名省总领导带队，进行为期3个月的蹲点工作，带动了各级工会233个蹲点组、898名工会机关干部下沉到一线，建立起蹲点工作长效机制，扎实推动蹲点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云南工会蹲点始于2021年，”尚建明说，“去年算是试水，今年为避免同质化，5个组各有所侧重，这样，也是为蹲点的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据他介绍，云南工会的蹲点工作，是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部署和省总工作安排，贯彻落实《云南省推进作风革命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的一项“规定动作”，旨在把作风革命、效能革命不断引向深入，在主动服务大局、基层和职工的同时，更好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但如此理解蹲点，我觉得还不够，就我自己参加工作以来36年的经验来看，到基层扎扎实实干上一段时间，对组织、对自己都是利好，从干部个人角度说，长期在机关工作，离开基层一线的实践，对成长没有好处。”

答卷骄人：“政校企”合作机制含苞待放

按照云南省总蹲点调研工作的统一部署，省总第一蹲点调研组于5月13日进驻曲靖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蹲点调研工作。

“第一组除了我，还有税柯和刘晓黎以及来自曲靖市总的任春雨和来自麒麟区总的顾成强，”第一组组长潘军说，“刚来的时候，小税、小刘我们仨都没有搞过调研，坦白地说，我们都不会，是省总副主席金勇来到现场，亲自带我们干，亲自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边学边干，一段时间后进入了佳境。”

潘军以省总机关工会主席身份出任第一组组长。

5月16日到18日，金勇从调研的ABC开始，带着潘军、税柯、刘晓黎做示范性调研，潘军说：“他带我们学习怎么入户调查，怎么召开现场会，为什么要关注‘政校企’，叫什么名头，怎么往下推……”

“实际上，”潘军回忆道，“还在正式蹲点之前，围绕蹲点工作内容和调研重点，金副主席4月29日、5月5日、5月17日三次召开专题会议，在蹲点组初步熟悉曲靖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制订《第一蹲点和调研组工作计划》，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王树芬审定。”

潘军认为金勇关注曲靖，其来自——

“曲靖千亿级的产业有3个，百亿级的产业有6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曲靖又是劳动力对外输出的大市，各种职业学校荟萃，大学、中专、技校都很发达，金副主席发现大量职校学生需要就业，而大量企业又需要这些受过职业培训的劳动力，且产业很集中。”

据高新区园区党委书记、园区工会联合会主席王玲芬介绍，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是2021年确立的云南省第二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面示范单位，开发区按照省、市两级安排，布局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两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及产业链配套企业，“全区现有规模以上企业64家（产业工人1.6万人），全区企业共有产业工人3.3万人，未来3年至5年各类产业工人需求总量将达到10万人以上。”

一个月后，6月20日至22日，金勇再赴曲靖，又带第一组到各产业做调研，这次侧重调研“政校企”三方之间的关系。

潘军认为，“政校企”调研，旨在如何打通相互之间的联系，促进三方之间有机联系，最后形成一个良性机制，反哺当地经济发展。

“最后形成了‘三方六面’合作机制，”潘军说，“为琢磨这个模式，我连续想了七八个夜晚。”

8月10日，第一组向省总领导报送了《关于曲靖市深化政校企合作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作为第一组此次蹲点的最大成果，《意见》以最具典型意义的曲靖市高新区为“麻雀”，予以解剖分析，潘军等人发现该区一则工业企业发达，却普遍存在“用工难”“技工荒”，再则作为全省职教重镇，却普遍存在“招生难”“就业难”的矛盾现象，于是提出构建“政府、职教、企业”有机联手合作机制建议，“亦即既重视市场机制，又发挥政府调控优势，深化‘政校企’合作，通过‘政校企’三方联动，用好用活优质职教资源，打通‘人’‘岗’高效匹配，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破解相互矛盾的‘三难一荒’。”

“最终解决普通技能人才以及高技能人才紧缺的突出问题。”他说。

正是基于高新区这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的解剖价值和意义，潘军认为，“选择高新区作为我们破解‘三难一荒’问题的点，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就是说，高新区目前存在的‘三难一荒’如果破解了，对曲靖市、云南省，乃至全国当下普遍存在的同类难题，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曲靖高新区企业用工80%以上为本地人，高新区招商引资力度大，园区入驻企业数量增加，企业不同程度面临劳动力总体供应不足、招工缺口大、渠道狭窄等“用工难”问题，潘军说，“首先是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曲靖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链龙头企业扩产能迅猛，园区企业扩产能阶段需要的产业工人，保守估计也超过1万人，但与此同时，一线操作工人流动性大、稳岗难，企业技术工人培训周期长、成本高，而职业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与当地企业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匹配度不高，学生所学技能与岗位实操存在差距，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技术骨干，职校毕业生又普遍感到上岗后落差较大，学以致用没能变为现实，成就感不足。”

“此外，”第一组成员税柯认为，曲靖企业高技能人才受制于周边三个省会“虹吸效应”，“当地有名的阳光新能源、华祥科技等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部分空缺岗位已两年招不到人，各地专业对口的大学生大多不愿来曲靖这个小城市就业，优先选择昆明、成都、贵阳等周边省会城市，再是企业招录渠道狭窄，用工成本上升较快，政府组织的招聘会与企业实际用工匹配度不高、精准性不好，签约成功率偏低，企业用工主要依赖老员工零散引荐、自主招聘，加之工人对工资收入、社会保障期望值等逐年增加，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增长过快。”

第一组成员刘晓黎坦承：“曲靖的校企合作共同育人模式目前仍处于孕育阶段，尚未成熟，云南工业技师学院、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曲靖技师学院等高职院校（技师学院）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校企合作相对成熟，麒麟职教集团、曲靖农业学校、曲靖应用技术学校等中职学校引企入校运行机制基本建成，但合作规模不够大，覆盖不够广，虽然校企合作模式深受企业和学校欢迎，合作的意愿强，期待值高，但受学校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学设备等限制，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现象，融入校企合作的企业并不多。”

在税柯看来，“曲靖市职教资源丰富，在校生约有14万人，但学校专业设置严重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双师型教师队伍缺口大，职教生源仍远低于普通教育，由于‘招生难’长期困扰，职校毕业生就地就近‘就业难’凸显。”

“曲靖目前这些个情况，我经过认真分析思考，觉得实质在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之间存在脱节，”潘军说，“就是说，单纯放任市场自行调节，而政府调控缺位或不足，至少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因此资源调配难以到位的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潘军说，“我们提出要围绕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政府职能部门与职业院校之间、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之间、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职业院校与职业院校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六个方面合作的项目化推进机制，也就是‘三方六面’合作机制。”

据此，第一组提出了“政政协同、政校合作、政企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企企合作”等六个项目，对“政校企”三方合作机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细化。

“不久前，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曲靖市建设云南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把曲靖基本建成云南副中心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力争达到6000亿元，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超过15%，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意见》特别提出要打造引领性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曲靖市作为全省绿色硅光伏、绿色铝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等绿色先进制造业重点承载区，要集聚发展曲靖的职业教育，建设1~2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支持曲靖高职院校（技师学院）建设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支持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集聚区，”省总副主席尚建明说，“在此情况下，我们蹲点组提出的构建‘政校企’合作机制，形成‘三方六面’无遗漏合作，对于解决企业和职教目前的‘三难一荒’，价值尤其高，意义尤其大。”

10月10日，曲靖市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协调 领导小组以“曲产改〔2022〕1 号”发出了《关于印发〈曲靖市关于深化政校企合作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文件。

“这意味着，”尚建明说，“第一组交出了一份骄人的答卷。”

交心的喜悦：“蹲点基层，我们互相感动”

8月12日在楚雄见到第三蹲点调研组组长刘洪波时，她和组员陈春正在忙于蹲点收尾的报告撰写。

第三组由省总副主席尚建明、兼职副主席舒群带队，省教卫科工会四级调研员刘洪波为组长，由职工医疗互助中心陈春和楚雄州、市总工会夜成芳、孔成光、尹存芬以及省总机关党委副书记焦志刚、职工医疗互助中心主任张小彦为机动成员组成。

“尚建明、舒群带领两名机动组员，严格执行每月蹲点调研5天的时间要求，3次深入23个县（市）、乡镇、企业工会调研指导，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推动工作，”刘洪波介绍说，“一些工会工作好典型就是尚副主席他们发现的，比如州县两级工会在元谋县百果村实施‘万名农民大变身工程’，打造‘移民变能人、农民变工人’示范村的典型范例。”

“我们从5月16日~8月16日整整3个月的蹲点调研，下沉到楚雄国家高新区和楚雄市、元谋县、禄丰市，根据工作需要延伸到楚雄州其余7个县区，涉及27个单位、67家企业，了解和掌握了楚雄州基层工会工作现状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助力和推动当地工会解决了一些难事，办成了一些好事。”

刘洪波寥寥数语把三个月的艰苦蹲点说得云淡风轻。

“来调研，首先得清楚情况，”刘洪波对那段时光十分难忘，“天天走基层、访职工，调研了94家不同层级、不同工作基础、不同工会组织类型的单位，召开专题座谈会78次、收集工作情况报告60余份和调查问卷600余份，然后就是制定工作计划和任务清单，挂图作战，梳理调研问题清单26个并进行分类处理，目前已解决13个，其余13个已有办法措施且正排期解决，积极回应工会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和职工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蹲点千头万绪，但令他们最高兴的是解决了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个国家级产业开发区的建会问题，并使之做到了名实相符。

成立于1992年的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历经“经济开发区”和“省级高新区”，2018年2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尽管企业和职工人数逐年增多，基层工会组织有586个，会员有9368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这里的工会组织“竟然一直是楚雄市总工会的派出机构，与国家级的产业开发区地位以及基层工会组织多、近万会员的现状十分不符。”

尚建明到楚雄调研，发现这个情况后也倍感不妥。

6月中旬和7月中旬，尽管省总日常事务纷繁无比，尚建明还是两度拨冗来到高新区坐镇协调，推动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

在艰难推动高新区建会的过程中，刘洪波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叫罗顺军。

现年40岁的罗顺军是高新区招商局综合科科长，2020年6月兼任楚雄高新区工会工作委员会主席，“但当时的高新区工会其实就他一个人，没经费，没人员，他自己也没有与工会主席相匹配的任何待遇。”

刘洪波对罗顺军最深的好印象是无论是她给他交办什么任务，罗顺军从来就一个字：“好！”

“不管遇到什么艰难的事，他从不发火，”刘洪波说，“他总是只说一个‘好’字，然后就尽心尽力去办，我工作32年了，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为人做事的。”

“5月中旬，我们刚到楚雄时，就选择高新区蹲点调研，发现了工会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想要把高新区的工会组织实实在在建起来，发挥作用，但是工作极端艰难，推不动，”回忆推动建会，刘洪波还很激动，“如果高新区的工作推不动，我们就等于白来了，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

后来高新区总工会的成立，刘洪波认为罗顺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在罗顺军眼中，刘洪波这个蹲点组的做派颠覆了他对“蹲点”的既往印象。

“原来我们高新区也来过不少蹲点组，实事求是说，像刘组长他们这样踏实深入，而且蹲点时间长达3个月，又的确可以解决好些问题的不多，”罗顺军说话直抒胸臆，他承认一开始他并不把省总调研组当回事，“刘组长和陈春她们俩刚来找我了解情况时，我嘴上没说，但心中认定她们也是来点一下水的，在水面浮上几天就走人了，那好吧，你好我好大家好，我做好保障也就行了，第一天见面，只是感到她们工作很细，但后来刘组长的一个举动打动我了，我开始颠覆对省总这个调研组的先验认知。”

罗顺军说的“一个举动”，是刘洪波的一个电话。

“白天我们都太忙了，没空，有一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探讨在高新区建会的相关工作，通话很长，通话完毕我查了手机上的通话时间，整整一个半小时！我被感动了，她是为工作啊，一个人对工作如此投入，能是来做‘蜻蜓’来‘点水’吗？我工作20年了，阅人无数，知道什么是真蹲点。”

感动之下，罗顺军把相当一部分工作精力匀出来筹建高新区总工会。

“其实，我说的感动还有，刘组长她们苦心孤诣为我们建工会，受益者是高新区的职工，说白了是我们自己，省总尚建明副主席、州总商雁鸿主席多次来高新区协调建会工作，我不好好配合，工作不搞好，对不起省总、州总、市总，再则，将心比心，要是我来蹲点帮助别人，别人不配合我，我作何感想？”

一番辛劳功不唐捐，就在第三组圆满完成任务前5天，8月11日，“楚雄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总工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成立了楚雄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及管委会机关工会，“高新区总工会的顺利诞生，有效解决了体制机制不顺、履职条件不具备、组织活力不足等问题。”

在楚雄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高新区总工会配齐了工会三委班子和工作人员，开设了工会账户，使以往长期无人干事、无钱办事、难以开展工作和发挥作用的旧貌换了新颜。

负重深耕：“深入基层沉淀下来必定就有收获”

5月16日，由省财贸工会二级调研员罗阳担任组长的省总第五蹲点调研组来到个旧市大屯驻扎下来，为期3个月的调研，必然涉及调研组几个人的住宿问题，由于大屯不具备酒店入住条件，罗阳他们采取了租房暂住的方式。

“后来，涉及财务报销的相关问题，财务要求我们提供租房协议，”罗阳觉得既诧异又好笑，“我工作这么些年，第一次遇到报账要提供租房协议的问题。”

“于是我们请领导和房主签协议。”她说。

这个小插曲，揭示了蹲点工作会有许多不可测的工作难题。

第五组由省总副主席张驰、兼职副主席蒋秋香带队， 罗阳之外，参加者主要有省总法律维权部段开元、帮扶中心付丽娜、社联中心龚诗然、红河州总帮扶中心李雷、个旧市总李永祥、谭考，省总法维部部长张泽平、女工部部长余庆湘、社联中心主任拜蓉蓉是机动组成员。

罗阳说，第五组调研侧重于“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工作”及“八个一”工作任务，“我们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个别访谈、进厂入户、问卷调查、分析研判等形式，深入10个县（市、区）、49个企业（社区、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共组织集中座谈交流73场次，发放调查问卷4500余份，入户慰问困难职工家庭21户，做到了实地察看与听取汇报、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摸清底数与挖掘亮点的有机结合，使蹲点调研与推进工作相互促进。”

“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工作”不是孤立的，罗阳说，蹲点调研组进驻后，立即着手了解大屯街道、社区和企业的建会情况，“先后赴大屯街道办事处大屯社区、幸福社区、龙井社区实地调研，召开15个社区参加的座谈会。”

同时梳理了大屯片区范围内179个企业的建会情况，企业情况及职工人数清楚的有155家，其中，己建会34家，职工人数在25人以上的未建会企业有9家，“我们实地走访调研了已建较完善、已建待规范、未建会三种类型企业21个，通过发放1000册建会入会宣传折页和上门宣传动员，有10个社区、9个民营企业有建会意愿，但工作流程不清楚，没有实际操作经验，于是我们就典型引路，先在建会意愿较强、工作基础较好的龙井社区，全流程指导建会工作，召开现场观摩会，再推广到其他未建会的社区和企业。”

“7月2日，我们成功组织大屯街道办事处龙井社区工会建会典型示范活动，8月5日，大屯街道范围内10个社区、9个民营企业、个旧市6个新业态企业已全部完成建会入会工作，新吸纳工会会员1435人，”她说，“我们在龙井社区运用典型引路建立工会的做法被‘全国工会领导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联络指导办公室’转发，得到省总树芬主席的批示肯定。”

5月23~26日，张驰率第五组到红河州、个旧市、蒙自市三个总工会，针对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工作开展调研，期间，第五组与红河州总联合组织了43人参加的全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工作业务培训，第五组的机动成员拜蓉蓉授课，现场解答了基层提出的相关问题。

后期，第五组又先后赴元阳县、红河县、石屏县、开远市、弥勒市、金平县、建水县、屏边县8个总工会开展调研，走访了9个企业，全面掌握10项机制运行、信息员队伍建设、职工队伍稳定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国门工会”建设等工作情况。

“从目前情况看，红河州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体制机制健全、劳动关系和谐、职工队伍总体稳定。”

从位于红河州的第五组到位于玉溪市的省总第四蹲点调研组，沿高速公路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与罗阳不一样，第四组的组长、省总宣教网络部二级调研员田咏华不仅自己是玉溪人，而且她就是从玉溪市总副主席任上进入省总工作的。

第四组由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张松、省总兼职副主席耿家盛带队，机动组由省总宣教网络部部长杨永生、省总全媒体中心主任李学凤、经审办主任黄越红组成。

从2000年5月开始，参加工作就在教育口的田咏华先后出任玉溪市元江县因远镇镇长、党委书记，2003年11月~2009年10月，她任玉溪市总副主席，2009年10月至今在省总工作。

田咏华的经历和她现在对工会工作的感悟，实际上揭示了古希腊赫拉克利特那个著名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论断所展现的理性光辉——“因为河水早已变了”。

她用“从下到上，从上到下”来概括13年前从基层一路走进省总，现在因为蹲点再次从省总走回基层的经历，感触良多。

田咏华介绍说，第四组蹲点调研的侧重点是“职工文化引领”。

“我们组紧紧围绕职工文化引领主题，实地走访调研、收集资料、总结提炼，成文18页10490字调研报告，对玉溪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作专题调研，则形成17页10349字的情况报告。”

“截至8月16日蹲点结束，共计整理上报工作简报18期、周报12期、月报两期、联席会反馈材料两份、中期总结材料1份、总结材料1份、职工思想文化引领调研报告1份、玉溪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专题调研情况报告1份、问题清单两份、心得体会3份、在主流媒体、省级平台、市、县（区）级平台发布新闻消息30余篇（其中主流媒体发布6条）。”

3个月的蹲点，第四组成绩斐然，择其要者有以下诸项：宣讲培训作引领，覆盖人数多；新建工会7家，吸纳1405人加入工会大家庭；指导补助“两站一室”规范化建设4家；完善基层职工服务阵地建设；推动新建大型职工服务阵地项目落地；筹建玉溪市劳模协会；挖掘基层典型经验宣传推广。

为了筹建玉溪市劳模协会，田咏华他们专门邀请工作组带队领导、省总兼职副主席、省劳模协会会长耿家盛到玉溪指导劳模协会筹备成立工作。

在蹲点中，第四组发现了一个为大家习焉不察但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服务劳模的“小问题”：

“我们发现劳模无身份识别标识，不方便享受社会便捷服务，”田咏华说，“譬如，你告诉我，你是劳模，我怎么才能确认你说的是事实？如果你能拿出你的劳模奖章、证书、文件、绶带等，当然没问题，但是，生活中，有哪位劳模会随身携带这么一连串的物品呢？于是我们想到要有一个识别劳模的简单标识，这不仅是方便劳模，而且是我们工会服务劳模是否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为此，第四组专门提出建议：“由省总统一设计和制做专门的劳模电子证或者徽章，加大宣传力度，为劳模争取更多的优惠待遇，进一步增强自豪感和成就感。”

“解剖麻雀”：寻找建会入会的“难点、堵点、痛点”

8月6日下午见到佟宁时，是周六，“不能有折扣，”佟宁说他们蹲点没有节假日，“三个月的蹲点，要妥妥的蹲够90天。”

省总第二蹲点调研组侧重于调研新兴产业的工会组建。

第二组带队领导是省总副主席李琦，机动组成员有省总组织部长李卓坤、财务和资产监督管理部部长雷鸣、办公室副主任李楠，长驻组员为省总组织部四级调研员佟宁、财务和资产监管部三级调研员徐丹以及省工青妇干校、昆明市、五华区的金鑫、谭娟、谭昌群等。

3个月的蹲点，他们走访调研企业128个，走访109家基层工会，访谈基层党政工干部职工221人，指导新建基层工会41个，指导新发展会员780人，开展思想引领活动15场次，开展宣讲劳动法律政策47场次，慰问帮扶困难职工163人，指导推进规范化建设的基层工会80个，参与蹲点所在单位开展活动72场次。

“我们认认真真倾听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的所思所盼，分析研判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并就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及时向驻地工会提出初步建议，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做了详细记录，对建会入会难点、堵点以及工会工作的痛点反复解剖‘麻雀’，”佟宁说，“形成《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双覆盖双推进’工作调研报告》《关于乡镇（街道）工会财务工作调研情况的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会主席工作补贴专题调研报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调查问卷》《乡镇（街道）、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财务工作情况调查问卷》及统计表等成果资料近10份。”

“在昆明五城区总工会的支持参与下，集中时间开展摸底调查，通过与工会干部、企业经营者、职工代表座谈、访谈，组织调查问卷、查阅台账资料等方式，”佟宁说，“对昆明市外卖配送、快递、网约车平台、货运物流及新媒体五大行业的头部企业进行统计，当前五城区货运行业建立基层工会128个，会员有3142人；网约车行业建立基层工会15个，会员1123人；快递行业建立基层工会205个（含分支机构），会员13453人；外卖配送行业建立基层工会24个，会员1189人，从统计数上看，五城区在建会入会工作上取得较好成果。”

蹲点的目的之一是要通过细致的工作，触摸基层工会现状，佟宁这个组颇有“斩获”。

“发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计19个，其中涉及履行参与职能方面的问题6个，履行维护职能方面的问题两个，履行建设职能方面的问题3个，履行教育职能方面的问题1个，关于工会经费方面的问题3个，其他方面的问题4个，以上问题第二组按照省总中期会处理原则，短期内能解决的就立行立改，短期内不能解决的，就分门别类通报给昆明市总及其所属县区总工会一起推动解决。”

“另外我们还发现，‘两新’组织和社区工会的工会工作者多是兼职，他们做工会工作牺牲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但工作补助往往不多，如何有效激发‘两新’组织、社区工会的工会主席和工会干部的主动性，鼓励和鞭策他们积极履职，切实增强‘两新’组织和社区工会的吸引力、战斗力，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到我们蹲点结束时，19个问题，”佟宁说，“第二组按以上原则已解决9个，5个已交市总及县区总工会，需提请省总层面协调解决的有5个。”

“第二组下沉一线，在市总、昆明五城区总工会前期推动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五华区餐饮与美食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等工会组织，指导五华科创大厦楼宇工会提质升格为五华科创大厦工会联合会并加挂五华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工会联合会牌子，推动五华区总对辖区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建会入会情况再摸排、再梳理。”

“关于蹲点解剖‘麻雀’的比喻，曾有在省级机关的同事说，‘我去过几百个村，难道见的不比你多？’我告诉他，‘我解剖了一只麻雀，你却只是看过几百只鸟飞过，请问，我们谁对鸟类的生理结构更熟悉？’”佟宁说，“特别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双覆盖 双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如何攻难点、疏堵点，更需要我们深入到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采取反复‘解剖麻雀’，就可以发现问题，理清思路，精准施策，重点突破。”

“数字工会”在崛起：“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前述8月10日在玉溪蹲点现场，田咏华坦言，她是重返基层“接受淬砺”。

“我是从乡镇这个基层逐步走进省总机关的，对10多年前的基层不陌生，但现在的基层与那时大不一样，新业态、新工人等新的服务对象出现了，工作的新思维、新方法也有了，和10多年前相比，全部变了，以前的‘老方子’今天不适用，我们这些‘老工会’必须更新自己的思维和做派。”

今年云南省总派出的5个蹲点调研组，无论已经工作多年的“老工会”，还是近年刚刚入职的“新工会”，其实都有田咏华“老工会遇到新问题”的那种新挑战，也就是前述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历史性永恒问题。

就云南工会来说，近年最大的革新和变化无疑是“数字工会”的喷薄而出并冉冉升起。

2020年5月，省总党组决定由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张松分管工会新闻宣传工作，同时让他担纲建设全省“数字工会”，党性极强的张松硬着头皮踏入了原本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针对当时这项工作推进比较迟缓的现状，他多次向王树芬主席和党组报告，同时提出了“数字工会要有顶层规划”的前瞻性主张，得到王树芬的赞同。

张松是标准的“老工会”，他认为，“今天的社会发展变化真正是日新月异，‘老工会’遇到新问题，太多了，没法一一细说，‘数字工会’的建设也十分复杂，干脆我就拿‘数字工会’的终端服务器，也就是我们的手机说事儿。”

为了生动形象，张松顺手从桌上抓起自己的手机比画着讲解。

“我查过相关资料，借助互联网发展迅速的智能手机迄今至少有微信、通话、查询、照相、收音、录音、录像、音乐、小程序等25种功能，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手机已经将传统的邮箱、手表、报纸、杂志、相册、钱包、时钟、闹钟、日历、镜子、电话机等30种以上的老设备替代了。”

“10年前，智能手机普及前，谁能想到一个手机会给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带来如此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工会工作带来这么大的挑战？今天的智能手机，我理解就是一个集社交、金融、资讯、购物、摄影、影视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个人手持终端设备，方兴未艾的客户端、小程序等等新技术由于很受广大职工，尤其是45岁以下的年轻职工喜欢，对我们工会工作影响极大，我们省总也即时——我说的是‘立即’的‘即’那个‘即时’——并充分利用了这个技术优势嫁接进入工会工作，利用它们服务职工。”

张松特意用了“即时”这个概念，表明省总“数字工会”建设服务职工对“第一时间”的紧迫性要求。

“工会工作没有信息化手段，那是很荒谬的，别人已经开奔驰跑高速公路了，我们还在用拖拉机，甚至驾牛车走乡间小道，行吗？”

“反正，”张松念兹在兹，“数字革命正在推动着时代的变革，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也必将影响到工会工作模式的变化和方式的创新，推动‘数字工会’建设已是大势所趋、事业所需、刻不容缓，工会干部只有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学习和掌握，才能切实提高驾驭工作的本领，更好地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这方面，李学凤很在行，你和她聊聊。”张松荐引了一个人。

作为省总全媒体新闻中心主任，李学凤对云南“数字工会”有精到的研究，她介绍说，“数字工会”建设是云南省总《云南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确定的“十项重点工程”之一，自项目建设启动以来，“数字工会”建设以改革推动制度重构和流程再造，以构建全省服务职工一张网为目标，加快系统建设，努力推进工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建成‘云岭职工网’和‘云岭职工APP’两个服务终端，在试运行中；已上线职工医疗互助管理系统和融媒体矩阵系统，其余四个系统即普惠服务系统、工会基层组织和工会会员管理系统、业务管理系统和大数据分析运用系统即将上线。”

“说到我们的‘数字工会’，必须提到一个重要人物，”李学凤说，“这就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王树芬。”

“王主席特别敏锐，一直关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王主席敏锐捕捉到它对工会工作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于是高位推动，她多次要求‘数字工会’建设要始终做到强化思想引领、强化平台建设、强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强化资源整合，从而把牢建设正确方向、夯实工作基础、拓宽工作领域、提高‘数字工会’工作效能，她每周都听取推进情况，每月专题会议听取建设情况，亲自协调工作堵点、难点。”

李学凤说，“数字工会”一期建设整体上线后，将建起工会组织数据库和工会会员数据库，心理服务、法律服务、就业服务、职工医疗互助、困难帮扶、教育培训、线上活动等纳入一期建设的工会工作、活动、服务将在线上全面释放，“实现网上工会工作覆盖全省所有工会组织，网上服务对象覆盖所有职工群众，并逐步从‘能用’向‘好用’，再向‘爱用’转变，使职工网上办事、工会网上服务、跨部门跨层级的‘云南工会服务职工一张网’成为现实。”

“我认为，‘数字工会’的建设就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是一种必然，但对于云南工会来说，有王主席的敏锐和党组的高位推动，云南的‘数字工会’才有现在的成就，并为实现项目的先进性、扩展性、前瞻性，安全性、灵活性、可操作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说。

“‘数字工会’说起来复杂，从它的终端使用者职工角度看，很简单，就是职工拿一部手机就可以全天候、全区域、全流程参与到工会工作的各个方面，同时接受工会对他的服务。”

李学凤以云南“数字工会”历史参与人和见证人的角度说，“我个人大学毕业到省总工作了整整20年，亲眼看到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手机对工会工作的革命性冲击，更亲自经历了这种革命性震撼，我认为，就技术角度说，‘数字工会’的诞生，是工会的革命性变迁。”

“工运事业无限”：“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按省总宣教网络部部长杨永生的说法，省总组织部部长李卓坤是“今年蹲点调研工作的统筹人，他对蹲点调研有许多心得。”李卓坤的观点是，省总从2021年开始轮流派遣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调研，是“历史所必然”“现实所必要”和“未来所必需”。

“基层出经验，即使有好政策也要靠基层来实践，基层实践最生动，最切实际，遇到阻力要从基层抓，需求也是在基层，”李卓坤说，“现在的工会工作新情况很多，不是窝在机关可以想象的，大数据、基层工作在迅速变化，要了解变化、原因、问题，必须组织干部投身基层，才能知道哪些工作要重点抓、具体抓。”

他认为基层固然艰苦，但富于生机。

李卓坤的看法得到了不少蹲点一线干部的亲身验证。

第一组的刘晓黎说：“我曾经觉得工会工作烦琐、重复，感到倦怠、烦闷，直到来到曲靖，我看到各县区以及村、镇单位的干部职工在艰苦的环境中，几十年埋头苦干，才发觉自己原来很幸福——不必发愁筹措经费，不必头疼那些硬性指标，开展活动有经费保障，有人员支持，拿着还算不错的收入，做的都是为职工服务的好事——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现在的岗位、不踏实认真地工作？”

税柯的感触是，“过去100天的蹲点经历是我本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回首这些日子，我的内心经历了许多变化。”

5月底，他和刘晓黎在云南康恩贝希陶药业调研企业用工情况时，意外发现这个公司所使用的产业工人相当一部分都是身体有各种残障的员工，“这个企业有员工382人，但却用了残疾工人145人，占比高达38%，不仅如此，这些残疾工人在正常的工薪收入之外，企业给他们都购买了‘五险一金’，退休养老有保障。”

“下一步，企业还将编制中级工、高级工、技师等技能等级认定标准，让残障产业工人获得技术等级晋升。”

刘晓黎则认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等技术等级是技术工人的一种“社会颜值”，“这对残障员工来说，意义尤其大，早已超出了职称本身带来的那点经济收益，我研究过他们的心理，他们更希望获得人们对其‘社会颜值’的认可。”

“一线劳动者的笑容，让我明白了蹲点的意义，”第二组的徐丹说，“7月10日，对于五华区华山街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开端，这天，五华区华山街道首个快递外卖员职工之家在文林街道翠湖商圈启用，当地1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走进新家，文林驿站临近街巷，门口的标志格外显眼，驿站里有饮水机、微波炉、电暖器、电风扇、医疗急救箱、手机充电器等生活设施，内设职工沙龙、心理调解室、母婴关爱室、职工服务站、职工帮扶站、职工培训室、职工书吧、健身室等各类功能活动室，无论户外寒风凛冽还是烈日炎炎，屋内永远温暖如春，温情满满。”

在昆明蹲点，第二组组长佟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均占齐，他的感悟是，“蹲点调研，既要找准工作务实求真的‘小切口’，又要为服务职工铺垫涵义深远的‘大文章’，要把‘转作风、提效能’体现在蹲点调研的具体过程中。”

蹲点3个月，第四组的耿望博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当了一次工会工作的“宣传员”。

“工会是做什么的？”“加入工会有什么好处？”“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标准是多少？”——这些作为工会人看似很简单的问题，耿望博与一线职工交流时被多次提问，“我发现职工对加入工会的流程以及工会有哪些普惠性的服务都不太了解，绝大多数都认为工会就是发福利、举办文体活动。”

于是，耿望博自动扮演“工会宣传员”角色，“我从工会ABC开始，不厌其烦给一线职工做解说。”

实际上，从王树芬到省总党组成员、副主席尚建明和省总党组成员张松、张驰、李琦、金勇、王福其，以及兼职副主席耿家盛、舒群、蒋秋香，不仅是蹲点工作的决策者、领导者，也是蹲点的亲历者、实践者，他们自己趁带队之机，深入企业、街道、社区、职工等基层，调研基层工会和职工的各个方面，用自己的双脚实地踏勘，用自己的双目自主观察，用自己的嘴巴与基层职工、工会干部零距离交流，“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3个月的多次垂直深入基层，他们超越了惯常的自下而上的层级汇报，对基层工作和基层干部职工的各个方面有了自己的认知。

佟宁说，王树芬曾抽时间和第二组一起调研，“蹲点伊始，5月18日，树芬主席带领我们到五华区大观街道金领职工驿站、职工心灵驿站、华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职工驿站等地走访调研，了解楼宇工会建设、工会阵地建设情况，然后又召开蹲点调研工作动员会。”

佟宁记得，调研中，王树芬垂询甚仔细，聆听极认真。

到8月3日采访省总副主席李琦时，他到省总工作刚好一年，他坦承，“我是去年7月到工会来工作的，工会工作刚满一周岁，是‘新工会’。”

李琦认为蹲点对干部的锻炼不可替代，“我在省总分管财资部，工会经费在有的街道工会沉淀，不敢使用，如果不蹲点，我们也不知道，工会经费当然不能乱花，但不会花和不敢花也是问题，到有关基层蹲点后发现，问题在于经费来源不清晰，财务人员不专业，事权、财权的界限不明晰。”

“蹲点开始后，我带队佟宁这个组，我也是持续跟着他们跑，每周安排一两天，我跑过不下10个点。”

工作迄今35年，从部队到地方，2021年7月之前，李琦供职的系统不少，曾挂职担任过怒江州的贡山县委副书记，“那是很偏远的欠发达县份，挂职时间不算长，但使我提高非常大。”

他没有在工会口干过，此次蹲点令他获益匪浅，“蹲点于我，也是学习提高的重要一环，使我对工会有了感性认知。”

与尚建明交流，他用一组数据打开话匣子，“3个多月来，全省工会蹲点组共走访调研企业2200个，访谈基层党政工干部职工11751人，指导新建基层工会757个，新发展会员36252人，开展思想引领活动806场次，宣讲劳动法律政策1101场次，慰问帮扶困难职工10083人，化解劳动纠纷涉及职工808人，提供法律援助涉及职工454人，指导推进规范化建设的基层工会1186个，帮助基层和职工解决问题2218个，进一步夯实了工会基层基础，密切了工会与职工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发挥了工会桥梁纽带作用。”

末了，聊到著名作家木心那句格言：“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

在工会工作近30年的尚建明闻之沉吟再三，颇有感触——

“是啊，一个人即使活100岁，也就36500天，以有限的生命应对无限的工运事业，”他意味深长地说，“逼着我们都不能饶了岁月！”（图/文 沈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