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苏州人喜欢把文化发源时间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把泰伯、仲雍南奔作为苏州文化的发端，把孔子唯一的苏州弟子言偃奉为礼仪之先贤，誉为南方夫子。

提到出状元的苏州都说文化底蕴深厚，是一个被文化熏陶的苏州，是温文尔雅的苏州，是吴侬软语的苏州。其实，苏州的祖先曾是习武好勇之辈，吴王夫差北征越国，西征齐国，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爱命规划与创建吴国大城，苏州即成为“霸主”吴国都城，开凿了一条从苏州经望亭、无锡至奔牛镇，达于孟河，入长江，到邗江的运河，这就是现在江南运河的雏形。《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便是对吴越古代民风的概括。

苏州人先辈居住在三江五湖的水乡泽国，耕种、渔猎到相互间往来都与水密切相关，三江五湖常有惊涛骇浪，稍一疏忽或用力不到，就会樯翻楫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既需要机智、敏捷，更需要武力和勇敢。加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纷争，外部的因素与内部的生存环境，培养了苏州人好勇尚武的性格，润育了太湖船拳，后来铸就强大的东吴水师，如今成为了非遗项目。还有专诸之类的侠客等，干将、莫邪所铸造的剑更是闻名至今。

直到秦汉之际，苏州人一直延续着尚武之风。《郡国志》说：“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隋书·地理志》谈到江南风俗时说：“人性并躁动，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其人本并习武，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斗力之战，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由此可见，六朝时期，苏州地区还盛行果决、好战、好斗的风气。项梁、项羽在苏州起兵，带领着苏州八千子弟北上，一路上破釜沉舟，一往无前，奠定了灭亡秦朝的基础，最后失败时，苏州弟子又都以传统的方式自刭。

隋朝平陈之后，苏州风气逐渐变化，人的行为方式上也渐趋于“礼”。唐、宋以来，随着北方、中原大户为了躲避战争，大量向南迁移，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农田水利开始大规模兴修。苏州的人亲和，迎来大批移民落地，人口和耕地激增，社会经济迅速繁荣。偏处江南，远离政治、军事冲突，苏州人感受到了安宁，于是，专心致志于经济，过起了和谐、安居、富裕的小康日子。据宋代邑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长庆是唐代穆宗李恒的年号，时间为公元821年至824年。其后是北宋末宋徽宗赵佶宣和年间（1119年至1125年）了。由此向后推三百年，苏州社会比较稳定，北方人口再次南迁，农业、手工业均有很大的发展，商业尤为兴盛。到明代，各地商贾在苏州建立会馆，以联络乡谊和定居经商。现存明清碑刻资料表明在苏州的会馆就有28家，它们都有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三山会馆有福建籍的苏州商号100余号，晋商会馆在苏州银钱业户有81家，东齐会馆有苏州商号290家，他们的经营商品有丝绸、土特产、茶馆酒楼，客舍市肆，比比皆是。

长时间没战事，只有一心一意的建设，苏州乐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渗入，南迁人众也珍惜平安生活。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下，苏州人开始读书学习，用学习来光耀门庭。即使仅有几亩薄田的平民人家，都勉励孩子读书求学，通过学习获得功名，开启了读书为荣的风俗。即使以打柴为生的乡民朱买臣也通过读书而金榜题名。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科举取士，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1300年间文武状元辈出。唐代出现了归仁泽与归黯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外，还有同胞三鼎甲、一门两鼎甲的。状元王世琛是明代探花王鏊的裔孙，状元潘世恩的堂弟潘世璜是探花，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也是个探花，明代太仓王锡爵、王衡父子都是榜眼。

苏州一代一代的状元、名士造成了一种特殊而浓郁的社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在他们的引领下，苏州逐渐形成了“家家礼乐，人人读书”的新风尚，整个地区的人群个性变得柔软而睿智，尚武之风式微，文气日渐兴盛。

从“好武铸剑”“断发纹身”到“学礼爱文”，苏州昌盛不衰中质的变化缘于包容海纳先进的文化。这是苏州的文化积淀，这一优势得益于人，一个地区的强盛与否，要看其人的精神，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发展，从没中断过。近如昆剧、评弹、丝绸、缂丝，远望吴门画派、明清家具、园林等，苏州的综合实力，无不是吸纳、传承和发展五湖四海文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