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日报》副刊刊发的《孙犁与工人作者》一文中，我重点写了孙老对两位工人作者的关怀和培养。由此，也引发了我对这两位文学前辈的回忆。

事实上，我与文中提到的阿凤和万国儒这两位前辈作家，都曾有过一面之缘。

见到阿凤是在我的弱冠之年，具体年月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我小学即将毕业，应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吧。当时，天津市的“创作评论室”开办了一期“儿童文学培训班”，我被推荐入选，大概是我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写过一部20万字小说习作的缘故。

参加这个培训班的都是天津市在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的成年人作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子。带队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马尚娴老师，一位是谷应老师。有一次，培训班在《天津文艺》编辑部上课，主讲人是创作评论室的负责人刘怀章先生。开课前，刘、马、谷三位老师，带我们参观编辑部，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编辑面前，刘介绍说，这位就是工人作家阿凤同志，曾经很有名的。

老编辑站起身，似笑非笑地冲着我们点了点头。当时，阿凤已经从各种报刊上销声匿迹很久了，连他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当时他那一脸忠厚的样子，却给少年的我，留下了十分清晰的印象。而对他的文章，我是在读了孙犁先生的文章之后，才找来浏览了一下，觉得文如其人，与当年见到的那个忠厚面庞，完全契合。

与万国儒先生见面，是缘于一篇稿件。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受命创办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一日，从众多来稿中，我发现一篇署名“万国儒”的报告文学。此时，我与孙犁先生已经有了一些交往，也读过他的文集，由此知道：万国儒是他很看重的一位工人作家。因此，我对这篇来稿看得格外认真。

这篇文章描写的是一位宁河的农民在“文革”中因遭受迫害而被迫“闯关东”，在改革开放后重返故乡的故事。当时感觉题材很新颖，反映农村的巨变也有一定的典型性。只是写法上有点像通讯，不太像报告文学。

我应该是按照来稿上标明的号码，给万国儒打了一个电话，简单地提出了我的意见。我本以为，这样一位有名的老作家，或许不会把我这个晚辈的意见太当回事儿，谁知，电话里的回答却极其干脆：“嗯，我明白了，我可以改。我改好以后，把稿子给您送过去！”

我很吃惊：此前，我接触过很多专业的、业余的写作者，以如此爽直而恳切的口吻，接受编辑的意见，并谦恭地要亲自来送稿子的，只有万国儒先生这一位。几天后，一位圆脸微胖的老先生来到了报社，在我的办公桌前稳稳地坐下，谢绝了我要给他泡茶的美意，缓缓地从书包里取出一份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文稿：“按照您的意见，我改了一下，您再看看行不行？”

我匆匆看了一遍，确实比原稿清新活跃了一些。我说，“我看行了，我会编辑好，交给领导审！”

他的嘴角略略闪过一丝笑意，只说了一句：“让您费心了。”随即，就起身告辞。

后来，我把这篇稿件的清样寄给他复核，并附上了一封信。很快，他就给我写来复信，字很小，写得很密，其中还谈到关于组建报告文学研究小组的设想——我想，这应该是对我在信中提出的某个建议的积极回应吧。

这篇作品刊发在1985年1月18日的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的头条位置，最后改定的题目为《故土深情》。

这就是我与这两位前辈工人作家仅有的交往。如今，借着孙犁先生的笔触，唤醒了我少年和青年时期的一丝丝记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万人丛中，因缘际会，给了我如此难得的机缘，让我与这两位孙犁先生当年看重的前辈作家有缘相见——尽管只有一面，却也是鲜活而难忘的。今日品读孙犁先生为他们写下的文字，不由得感慨系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