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19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我们蒙自市共有职工37069人参加，比上期净增1290人，共汇集互助金444.77万元，新增参互单位20个，”2023年4月4日，蒙自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李芳很高兴地介绍该市第19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情况，“从这项活动开展以来，活动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补充，是工会让职工在国家医保之外再缚一条‘安全绳’，成为职工抵御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因此，活动深得人心。”

4月3日上午，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以翔实的数据，讲述了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此前全部18期的情况，“从2004年7月开始的第1期，到2022年的第18期，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总共达5140.89万人次，总计汇集互助金46.16亿元，总共支出了42.39亿元，共帮助了患病职工616.2万人次。”

他补充说，“今年的第19期组织参互工作已经顺利结束，参互职工达362万人，汇集互助金4.3亿元，如果加上这两组数字，迄今的全部19期活动，先后总共参互职工达5500万人次，汇集互助金大数为50亿元。”

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职工，从2004年7月第1期的180万人，到2023年第19期的362万人，这个数字翻番的背后，折射了过去19年全省职工对活动的认可，也反映了这项由工会承头组织的活动本身的公信力、美誉度、影响力在与日俱增。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举办19期，汇集互助金进出接近100亿元，所有资金以及所产生的利息百分之一百，全部花在参互职工身上，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的审计监督和各类监督检查，所有的审查都表明：所有费用没有一分钱被滥用！

这项活动一开始，在当时还不可能有大数据技术的情况下，主理医互中心的负责人，如曾经担任中心副主任和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的张松，就认定，仅靠个人的道德自律不能保障这笔善款不出事儿，得建立权力的切分制衡制度 ，张松后来在中心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分权制衡，“包括我，中心当时全部6个工作人员，我们把中心的权力全部切分，几乎每个人都管事，有管图章的、管账的、管保险柜钥匙的、管审批的，相互制衡，要动一分互助金几乎要全部人参与，否则根本动不了，没有一人独大的权力。”

3月28日，随着云南工会的“数字工会”成功上线，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又多了一道防范廉政风险的“技术篱笆”，省总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的副主席尚建明认为，职工医疗互助管理大数据系统的建成，“从技术上彻底避免了可能的廉政风险，因为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无法接触现金，全部手续由当事职工在手机上就办理了，补助金直接从医互中心账户打到职工个人银行卡上，方便了职工，强化了风险防范措施。”

“就是说，”他强调，“活动事实上成为云南工会一面一尘不染的廉政公明镜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补助金额，一升再升，按照第19期的活动“游戏规则”，若有患重大病的职工符合活动规则，可以分两次获得各50万元的补助，最高总计可以达到100万元，张小彦说，“在当前国家医保报销政策之下，加上参加工会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补助，基本上解决了职工不敢看病、看不起病的后顾之忧。”

这里有一个鲜活的例子：

2021年3月，临沧市xx县供电局职工何xx急性重症胰腺炎复发，且引发多器官衰竭，入院治疗50多天，最终抢救无效身故，治疗花费共计81.94万余元，医保报销后，他家人仍需承担58.38万元费用。

好在何师傅一直参加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所属基层工会及时帮助何师傅申请了医疗互助活动补助，同年9月16日，尚建明带着活动中心副主任龙曲燕等干部来到何师傅家中，看到何家环堵萧然，内心相当凄恻，“他家的住房加上家中的物品，全部家当价值不到20万元，很可怜。”

于是，尚建明代表省总和全省广大参互职工给何师傅家人送去补助金465760元。

“原来，2021年，省总为贯彻落实关心关爱一线职工的工作原则，将活动最高补助封顶线由20万元上调到了50万元，”龙曲燕说，“这笔钱，按照第17期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规则，是最高补助，使个人自付比例从71%下降到了14%，最后何师傅家人只需承担118160元。”

但余下需要自付的这118160元，何家也难以承受。

尚建明等省总来人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老何夫人一年务农的收入就2000元左右，他女儿和儿子收入微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没有余钱偿付这笔近12万元的款子。”

宅心仁厚的尚建明又积极协调当天有关陪同单位的领导，希望他们“众人拾柴”，最后这笔118160元的费用也被纷纷“认领”走了。

何师傅家人脸上写满笑意。

以“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两句深刻而通俗的宣传话语影响全省职工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自它呱呱坠地，就是奔着帮助少数不幸罹患大病、重病职工去的，因此，这项活动一诞生，表现就十分非凡。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起始于2004年7月1日，当年8月，就产生了按第1期活动规则应该给予报销的最高一笔补助费用，曾经担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和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的张松说，“当时迪庆州xx县教育局藏族职工此x器官移植产生医疗费用345944.82元，医保报销之后，他个人需要承担212824.82元，就在此时，因为他参加了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他获得了当时第1期该项活动的最高补助128020元，为他解决了大问题。”

此x当时月薪只有1900多元，住房已在8年前为妻子治病变卖，妻子去世后，他一人抚养着两个孩子……

“了解这个背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为他报销128020元的意义和价值就无须赘述了。”张松说。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诞生是云南省总工会依照“党政所谋、职工所需、工会所能”的工作准则主动作为的结果，从孕育到诞生，从诞生到发挥巨大作用以至今天成为云南数百万职工不可或缺的服务产品，19年来，它一路走来，成效斐然，得到了来自省委、省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的高度赞赏和肯定。

二

如前所述，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是云南省总工会自加压力、主动担责、帮助职工消除“痛点”的杰作，但正如所有工作一样，它也有自己最原始的肇因。

这个起因既偶然，又必然。

4月3日，为庆祝省总工会成立70周年，省总召开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座谈会，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在权以“工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主题，作了一个即兴发言，张在权的发言实际上是他从1997年6月调到省总担任领导10年的简略总结，其中，他齿及了有口皆碑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就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角度说，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这项金牌工作最早萌生于张在权自己的一个健康小问题上。

2002年12月26日至28日，云南省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选举出了云南省总工会第九届领导班子，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江巴吉才当选为省总主席，张在权当选为常务副主席。

16岁就到云南冶炼厂当工人的张在权受组织培养逐步成长为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但他始终有工人的情结，一次小手术，令他萌生了一个迄今造福云南5500万人次职工的“大手笔”。

2003年7月，张在权因为微恙，做了一个小手术，医保给他报销之后，自己还承担了两三千元。

这次治疗报账对他触动很大，推己及人，张在权想到了广大职工，“我还是正厅级干部，做个小手术自付都这么多，一般的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即使有医疗保险，他们得个大病自付部分会有多高啊？”

但作为云南省总工会工作创新的一个步骤，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诞生又具有相当的必然性。

当时，时值各级工会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下岗失业困难职工的帮扶上，而困难职工因病致困或因病返困者不乏其人，同时受上世纪50年代云南各级工会曾经建立的“互助储金会”制度的启发，张在权于是有了想法。

他最初的想法是，工会能否对解决患病职工治疗费用自付部分高昂的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我们工会当时创新帮扶困难职工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张在权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时任省人大常会副主任、省总主席的江巴吉才做了汇报，江巴吉才听完后颔首不已，他指示道，“好事要办好，实事要办实，不能拍脑袋决策，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经济学者的认真精确地测算和反复论证，还需要劳动、人事、财政、卫生、审计等相关的多个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对他们的调研，需要对全省医保情况做普遍而详细的调研，拿出第一手资料来。”

此后，筹备工作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个是派出好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已有类似工作的省市考察学习取经，到省内普遍调研，另一个是，按照江巴吉才关于要有“科学论证”的要求，张在权亲自来到云南财经大学，邀请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担纲活动的方案设计。

时任省总巡视员的施之兰和时任省总副主席的童凤华冒着酷暑带队外出上海、浙江考察，时任省总法律保障部部长的王惠萍到辽宁、宁波、四川考察。

在省内，省总组织8个工作组分赴16州市和产业厅局（公司）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省总党组当时给即将诞生的“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定下两条铁打的规矩——

从思想行为，到制度保障上，要绝对保证不允许有一分钱的盈利，所汇集的全部资金及因此孳生的利息不得进行任何投资经营。

工作人员的全部工作经费由各级工会从工会经费里另外列拨，职工交纳的互助金包括孳生的利息，每一分每一厘要全部用于职工身上。

云南财大的精算专家李兴绪教授把这两条规矩叫作“天大的原则”。

这两条铁规事后证明，这是“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生命力所以旺盛不衰的最重要的措施。

此外，考虑到实施的可操作性，党组用4个高度凝练又准确到位的词组给活动定下了运作的调子：“于法周圆，于事简便，方便职工，管理科学。”

“省委高度支持这项工作，省政府也十分赞赏，省委、政府两办、省卫生厅、财政厅、审计厅、社保厅、编办等有关单位都表示要积极支持，一路绿灯，”尚建明回忆道，“当时，省总提出，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风险准备金，省政府就协调云南中烟提供了1000万元风险准备金，另外省财政又给了100万元的开办费。”

在尚建明看来，这1100万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省委、省政府对工会的信任，对这项工作的巨大支持和期许。

曾经分管职工医疗互助工作的省总时任副主席杨文学说，“当时的省委常委中，除了部队常委外，全部亲自参加医疗互助活动，省政府所有副省长也参加，这表明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我们工会这项活动的高度支持。”

此后，是全省性的宣传动员发动工作。

全省各级工会的1300多名工会干部走上街头、走进厂矿，向广大职工宣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等宣传话语深入人心，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医疗互助活动，尚建明回忆说，“截至当年6月30日，全省参加第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单位有17887个，参加人数达1806105人，收到职工交纳的互助金总计为130039560元。”

“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汇集到的互助金，都超出了省总预定的目标。”时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中心副主任、现任省总党组成员、经审会主任张松说。

2004年7月1日上午，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当天昆明骄阳当空，万里无云，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正式启动。

第1期活动共有70980人次得到补助，其中获得1万元以上的412人，10万元以上的3人，1个人获得当期补助最高额的128020元，这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迪庆州xx县教育局藏族职工此x。

“参加职工人数从第1期的1806105人到第19期的362万多人，绝对数至少上升了180万人，就是全省职工对这项工作的最大肯定，”尚建明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辉煌过往时表示，“这个活动靠大数原则，如果职工普遍参加，就能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否则，就会夭折，活动的公信力、美誉度和影响力又是决定职工参与活动的热情度高低的重要原因。”

“职工参加活动的热情之高，令人惊讶，”省总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介绍，“个别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活动，结果引发职工上访，形成群体性事件，你说多有意思。”

后来接任江巴吉才的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省总主席张百如提出：“要确保100%的互助金用于生病住院的职工，确保100%的工作经费由工会经费承担。”

时任省总副主席的杨文学则把张百如关于两个“100%”的指示具体演绎为“五不让”理念——

“不让一分互助资金不安全、不让一位服务对象受委屈、不让一件补助申请被耽搁、不让一笔违规补助成现实、不让一个正直行为受到打击。”

三

19年来，直接或参与从事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工会干部难以计数，迄今为止，仅仅是在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担任过领导的省总干部就多达11人。

4月6日，现任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张小彦提供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显示，迄今先后担任过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中心主任的省总干部有5人，他们是：童凤华、张松、罗秋华、杨永生、张小彦。

先后担任中心副主任的省总干部有6人，他们是：吴以平、余波、余庆湘、甘涌、陈兆龙、龙曲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负责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省总领导和中心的具体负责人一直有变动，但工作本身对职工的关爱却有增无减，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项活动宛如一个黄毛丫头变成靓丽大姑娘一样，益发出落得十分俏丽。

所以如此打比方，其来有自。

2021年7月26日，云南省总工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云南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在这份《发展规划》里，明确要求“大力实施普惠服务职工工程”，要求持续优化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提升保障水平，切实增强普惠性和吸引力，“十四五”时期参加医疗互助人数要突破350万人，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互助项目惠及相关职工不少于30万人。

在此，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所谓“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新兴产业从业人员正式被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纳入服务视线。

张小彦介绍说，结合“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2022年2月起，分管领导尚建明带领医互中心有关人员先后到昆明、楚雄、昭通、曲靖、红河、文山、版纳、昆明铁路局工会、省邮政工会等地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中发现当前影响医互活动发展的有6个方面难题，即：

医互活动在普惠性上还有一定差距；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矛盾比较突出；全自费费用使职工医疗负担加重；多重保障后少数职工医疗负担仍然较重；活动对工会会员覆盖面上有差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工会会员单独研发新保障项目难度大。

其中，如何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提供医疗互助的保障产品是一个大问题，“囿于时代局限，”张小彦说，“这是19年前我们创建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时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但现在，这是一个没法绕开的问题，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漠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显然已经不被允许，但要怎么做，不仅我们自己没有经验，外地这个方面也未必有现成的经验供借鉴。”

“反正，一句话，”尚建明说，“外地的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适用。”

云南省总公开招标采购专家团队，对此新情况、新群体进行精算研究，科学决策，在充分运用精算研究成果和调研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六个方面改革措施：

扩大参互对象范围；统一交费标准；改变补助计算方式；提高补助标准；实施“二次补助”保障计划；增加参互激励措施。

张小彦说，新政策规定了有三类人可以参加活动，“一个是在职职工，再一个是参加云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16~60周岁工会会员，这个群体说白了，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第三个群体就是退休人员。”

“就是说，”尚建明说，“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只要他们参加了云南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组织，是我们的会员，通过所在工会集体报名，就可以参加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享受和在职职工、退休职工一样的权利，活动实现了对所有职工的一视同仁。”

还有一个重大改良是，最高补助标准由第18期的465760元提高到50万元，不仅如此，对在多重保障后仍然负担较重的少数职工，个人负担费用剩余超过10万元（含）以上的，按照剩余个人负担费用的20%~40%给予“二次补助”保障，“‘二次补助’最高50万元封顶。”

“经‘二次补助’后，”尚建明言简意赅，“意味着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最高补助金额将达到100万元。”

“19年来，活动方案先后经历过8次旨在使活动更优化、使参加职工更有获得感的调整，”尚建明说，“如前所述，参加这项活动的职工人数不断增加，获得补助的职工范围不断扩大，互助金运行十分安全稳定，活动的公信力、美誉度、影响力与日俱增，对患病职工的最高补助金额一直在上调，从今年起，最高补助可以达到100万元，这个变化足以洞见云南省总为广大职工服务的拳拳之心。”

“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由我来总结，可能角度更好，请江巴吉才、张百如、王树芬几位主席来说，他们可能因为谦虚而不好意思，”现任云南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宏是2022年11月28日从省委转岗省总工会的，“我到工会工作迄今4个多月，在工会战线，还是新兵，但因为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已经圆满完成了18期，我以前在别的单位工作时也了解过，我个人也参加过，不敢说很在行，但一点都不陌生，到省总工作这4个月，躬逢省总成立70周年盛典，我对我们工会这项活动做过深入的研究，我有几点感悟。”

“其他的方面，建明副主席和小彦主任已经介绍了不少，不再重复了，我的感悟有三点，”王宏目光灼灼，用情殷殷，“第一，这是我们工会主动担责，主动服务职工，主动创新工作模式，替党和政府分忧的崇高举措。我了解过，在20年前，这项工作不是党委、政府和上级工会的硬性而明确的要求，而是我们云南省总主动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自选动作’，说白了，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创性、创新性工作范例。”

“其次，”他说，“这项工作表面是以工会的影响力吸引广大职工广泛参与的一项经济活动，但实际上是政治性很强的一项工作，20年前，在工会面临协助党和政府积极帮扶下岗失业职工的大背景下，以一己之力主动牵头，最大限度阻止部分职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举措是工会作为党的群团组织发挥政治性作用的有益尝试。”

“第三，我们省总这项活动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坚持把退休老职工纳入服务的范畴，这体现了云南省总高度的政治站位并实践我们党的政治伦理，道理很简单，现在的离退休老职工，就是我们国家成立后几十年建设时期的中坚力量，他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的建设，为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付出了青春、热血、智慧和汗水，有的甚至牺牲了健康，他们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的各种毛病多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我们用活动服务他们，还不是简单的送温暖，而是把党和政府对老职工的关爱，从工会角度延伸到他们人生的末端。”

“就是说，”王宏意犹未尽，“在云南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视野中，‘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不是诗，而是温暖的现实。”

（图/文 沈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