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一如既往选择的是军事题材，除少数地方有些许抗美援朝战争场面的回溯之外，其余背景就是和平时期，而且还是以改革开放后的大时代为主干，主要人物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时期的军人或与军人有关的人们。

在《芳华颂》（湖南文艺出版社）中，“误解”犹如为作品系上了一个大扣，既然有了“扣”自然就免不了要“解”，于是整部作品也就是在“系扣”与“解扣”的博弈过程中缓缓前行，直至走向终局。

不妨从石钟山为《芳华颂》设计的那个大扣——“误解”开始解析。“误解”了什么？作品开篇不久就清晰地予以“广而告之”：主角董红梅的身份被误解。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那拨入伍的女性新兵各自都有一些特殊的“背景”，董红梅自然也就不能例外。

然而，如此精心的设计看上去周密合理，但又实在经不住推敲。董红梅是入伍当兵而非一般地就业，而我们的征兵必须经过一整套完整严格的程序。更何况董红梅明知别人误解了自己的身份竟然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顺势揣着明白装糊涂，同样也存有极大的不合理。由于这个“误解”实在不合理，《芳华颂》的整体叙事过程就时时为某种“风险”所笼罩，毕竟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地基随时都有可能瓦解崩塌，后面的故事也就根本无从继续推进下去。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石钟山为作品埋下的另一个“悬念”。

然而，随着作品的终卷，石钟山还真没有让自己跌入“坑”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大扣”不合理地不存在。“坑”依在，只不过是随着《芳华颂》情节的推进，读者的情感注意力逐渐被一种强大的“感染力”所“蒙蔽”、所牵引，面对环环相扣的“洒向人间皆是善”，根本顾不上考虑“合理”与否的问题了。

《芳华颂》大幕拉开不久，读者便知道了董红梅的出身在地处东北一个极度贫瘠的乡野，其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只是个炊事员，战争结束后以伤残之躯回乡务农，不久便离开人间；其母在她三岁时又“神秘”地从人间蒸发；家中唯有一个12岁的姐姐拉扯着她成长。然而打这之后，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好人、“福星”接踵而来，似乎在接力式地拽着她一步步地摆脱苦难、走向幸福、绽放芳华。

能称之为好人者自然需要善举。董红梅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好人，作为全连惟一的女兵，踏踏实实地做好养猪的本职工作，为自己赢得了提干的机会并得到战友马平阳和李来权的爱慕；已知她并非“高干子女”的室友江雪更是想方设法帮她由边陲进入首都重要部门工作，使董红梅得以有机会近距离结识段师长夫妇并成为他们的干女儿……

就这样，整个阅读进入后半程时，开始存有的对作品所谓真实性的怀疑于不知不觉中渐渐为感动感动再感动所替代，作品开局时系上的那个大扣一一被解开。这种转化从何而来？掩卷而思，原来石钟山是在用一种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构筑这部《芳华颂》。现实之不足，理想来补齐正是浪漫主义文学最大的特征，这样一来，所谓可信度与合理性之类有关生活真实性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以这样的视角再来观照《芳华颂》，这恰是文坛不多见的一部充盈着饱满浪漫主义情怀、激情扬善的佳作；而再放眼看，石钟山以往的创作中其实也不无这种浪漫的痕迹，只不过是没有这部《芳华颂》表现得如此突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