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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瑞典入盟问题上，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的政策大转弯。而土耳其政策的变化，以及瑞典加入“北约”，也很可能会给地区和国际政治安全，带来新的冲击和影响。

当地时间7月11日，在“北约”峰会上，土耳其转变态度，同意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从而扫清了瑞典加入“北约”进程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土耳其在瑞典入盟问题上，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的政策大转弯。而土耳其政策的变化，以及瑞典加入“北约”，也很可能会给地区和国际政治安全，带来新的冲击和影响。

土方诉求得到满足

首先，是否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对土耳其来说并非原则问题。

2022年5月，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作为一个多边军事和政治同盟，“北约”要接纳新的成员国，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绝大多数“北约”成员国都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的前提下，土耳其的态度就显得尤为关键。

土耳其此前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给出理由是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瑞典和芬兰两国收留了大量土耳其异见人士；同时，土耳其还认为，瑞典和芬兰有意为“库尔德工人党”等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而当芬兰许诺管控国内的土耳其异见人士之后，土耳其也就不再阻拦，芬兰便于今年4月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为了促使土耳其转变立场，瑞典也调整了国内政策。2023年4月，瑞典议会通过了新的“反恐法案”，加强针对支持、参与和鼓励恐怖组织的团体和个人的打击力度。瑞典政府未来可以“反恐法案”为依据，加大对国内库尔德流亡组织和其他土耳其异见团体的打击力度。

和芬兰一样，既然瑞典已经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后者也就“就坡下驴”，不再阻拦瑞典加入“北约”。

多方有意缓和关系

其次，土耳其有意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

2023年土耳其大选之后，获得连任的埃尔多安，开始调整国内经济政策。近年来，在大规模基建、政府投资、私有化等带来的经济红利释放殆尽后，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疲态尽显，政府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都难以奏效。同时，由于同西方国家关系僵冷，大量外国投资不断抽离，导致土耳其外汇枯竭、国内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压力巨大。

在此背景下，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重新激活市场信心，带动就业促进繁荣，成了土耳其新政府的外交方向。因此，以瑞典加入“北约”为契机，使土耳其获得了同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可能性。

最后，美国和欧盟立场松动，也促成了土耳其政策的转变。

在土耳其宣布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之后数小时，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将会推动向土耳其转让F-16战斗机。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购买美国先进的F-35战斗机，但是在2019年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体系之后，美国暂停了对土耳其高技术武器的出口，并于2020年12月出台了《通过制裁反制美国对手法案》，并将这一法案应用于土耳其，使得土耳其成了首个被该法案针对的“北约”成员国。而随着此番土耳其从美国获得F-16战斗机，两国间“冰冻”的军火交易乃至外交关系，未来都有可能重新升温。

土耳其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在2016年后陷入僵局。土耳其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是“欧盟”候选国，但入盟进程此后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在此次“北约”峰会开始之前，“欧盟”成员国瑞典明确表示，将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此外，一些“欧盟”高级官员也暗示，将会同土耳其重启关于双方关系的谈判，尤其是土耳其公民入境“欧盟”免签的政策谈判。

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土耳其“放行”瑞典加入“北约”，也可能使得新的不确定性浮出水面。

首先，瑞典获得土耳其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其未来加入“北约”的进程必然一帆风顺。除了土耳其，匈牙利的立场也至关重要。

匈牙利同瑞典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其认为瑞典领导人经常对匈牙利内政品头论足，不够尊重；同时匈牙利也认为，欧洲国家过于关注土耳其的态度，而对匈牙利的态度有所忽视。尽管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彼得曾表示，不会拖延任何国家加入“北约”的进程，但瑞典还是要同匈牙利展开更多的沟通，以确保匈牙利的支持。

其次，随着土耳其在瑞典入盟问题上的“松口”，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中间人”身份，其价值恐将大大降低。

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一直发挥沟通冲突各方的“中间人”作用。正是在土耳其和联合国的共同协调下，2022年7月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了粮食出口协议。

但随着土耳其在俄罗斯特别关注的瑞典、以及之前的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回归西方主流立场，这相当于在俄罗斯背后“捅刀子”，未来其协调俄乌冲突的角色必然受到冲击。

最后，“北约”不断扩充，必然加剧欧亚紧张局势。

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组织，“北约”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加、辐射地域不断延展，意味着其造成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正式成员国之外，“北约”还推出了各类“伙伴国”“合作倡议国”等参与机制，力图将更多国家纳入其影响范围，而这些举动也很可能将增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对立因素，乃至加大地区冲突的风险。（作者为西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