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老师打来电话，说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听，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啥？信？不用吧，安老师，有啥事咱就在电话里说吧！”其实，我真正想说的话是：如今这个时代，谁还写信呀，连能不能收到都是个未知数呢。

电话那头，安老师依然很坚定，说：“有些事情还是在信里说比较清楚。”电话这头的我，真想问问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情，但听着安老师说话的声息，似乎他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我内心的疑问最终没问出口。

安老师，姓安，名家正，是胶东半岛的知名作家、教授、史学家，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身患半身不遂，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但他坐在轮椅上依然坚持奋笔疾书。5年前，我因为参加编纂一本志书，有幸与他结识（当时安老师为主编），并成为忘年交。

现在，得知安老师为我手写信稿，并让女儿帮忙邮寄，我的内心盈满感激。我明白，无论信件关乎哪方面的内容，都肯定饱含着安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我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安老师伏案执笔的艰难身影：拖着病体，靠他那左眼仅存的一点点视力，一笔一画地落墨，一字一句地成行，用尽气力！这一帧帧画面闪过，如同岁月的拷问，瞬间让我眼窝潮湿。已经30多年没收过信件的我，在满心的期待中，急盼着这封信的到来。

一周多时间过去了，信件杳无音讯。正当我急得多方查找邮递员联系方式时，安老师的老伴儿邹老师打来了电话，说邻居帮忙收取订阅的报纸时发现一封被退回的信件，说等回家后让孩子再重新邮寄给我。我这才知道，安老师因为胆囊病症，住院手术治疗。我不由想起安老师那天打电话时的声音，原来他已病重！想到路途遥远，自己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我心里难受极了，更不想再给老师添任何麻烦了。得知邹老师有微信，我们加为好友后，我坚决不让老师再邮寄信件了，只拍照片，传过来就行。

安老师出院回家后，邹老师马上把信拍成照片，发给了我。无奈，80多岁的老人连拍几次，照片都是模糊不清，只好又等了4天，直到他们的女儿回家，才一页一页地拍成了清晰的图片。收到所有照片的我，看着上面那熟悉的笔迹，一字一句地读着，耳边仿佛同步响起安老师的声音，言之谆谆，意之殷殷，让我在写作的路上能够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浮躁，不趋利。

原来，安老师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我写的散文，欣慰之余，才决定给我写这封信的。信中，他十分“纠结”：一方面觉得应当给予我鼓励，让我写好散文；另一方面又怕鼓励可能变成误导，使我丢掉内心的清明而盲目乐观。当今散文这个领域实在过分拥堵，对于像我这种处在文学边缘化的写作爱好者来说，发表空间尤其少，所以写作心态很重要，摆不正心态，过程就会很痛苦。安老师希望我能够以平常心，把写散文的爱好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不受功名之累；希望我能够依旧保持读书的好习惯，把写散文当成是修养自身的园地，在平淡的日子里不迷失自己。

一页页信纸，就这样变成了一张张照片。可翻看这些照片时，谁又能说，我不是在读一封信件呢？这封珍贵的“照片信”，是我今生最铭心的“师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