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23日《北京日报》报道，在今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工作牵出的“隐形加班”案件。案情显示，李某所主张的加班内容系其下班后，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进行沟通交流付出的劳动。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应当认定构成加班，据此判决其所在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3万元。

这一案例，并非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此前该案就曾轰动一时，如今被写入地方法院工作报告再度引发热议，主要与地方司法机关的以案说法和社会现实有关。个案判决及其背后的论说，是实现规则具象化、提高法律介入力的重要路径之一。法律系统发挥社会调适功能，往往也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上述“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固然是个案，有其特殊性，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从中总结和提取一些有现实针对性、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此案之所以备受业界、学界和网络舆论场的关注，很大程度是因其堪称“能动司法”的典型样本——对于客观存在而法未提及的“隐形加班”现象，审判机关没有回避，也没有采取曲线策略“转换矛盾”，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直指核心、开宗明义，充分体现出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专业担当。

该案判决提出以“提供工作实质性”原则和“占用时间明显性”原则作为对“隐形加班”问题的认定标准。其意义在于——其一，在司法视域内，承认了“隐形加班”的存在；其二，在方法论层面，为相对准确、便利、高效地鉴别“隐形加班”提供了参考。以往，“隐形加班”更多的是一个舆论话题、社会学课题，但是本案的审理、判决和传播，使其距离成为法律概念前进了一大步。

诚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没有“判例”这个法律渊源，处理个案时依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这并不妨碍此案成为有深远影响力的案例或者说标志性案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涉及“隐形加班”的民事诉讼、劳动仲裁中，不少职能部门都援引了上述案件中总结的一些认定标准，让劳动者的付出得到了更科学、充分的“计算”，权益得到了更公平的对待，保障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也进一步由虚向实。

可以预见，在现有社会运行秩序里，基层司法机关、司法实践对“隐形加班”的介入，注定是渐进的、有限的。从个案的判决到大众所期待的明确的法律规定，必然还有一段不短的路——以法治力量撬动“隐形加班”治理，立法、司法机关仍要接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