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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印度农民生存艰难、农业生产率提升缓慢、农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历届印度政府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做做表面文章，不愿触及根本。而今，莫迪政府的工业化大计轰轰烈烈，新自由主义改革热热闹闹，更是无暇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困境。

2024年2月，印度数千名农民发起“挺进新德里”的抗议运动，要求莫迪政府履行承诺，切实保障农民权益。这是继2020年～2021年大规模抗议莫迪农业改革之后，印度农民再度走上街头向新德里进发。二度抗议的背后，既是印度农民瞄准大选时机的计划筹谋，更反映了印度农民、农业和农村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中“被遗忘”的困境。

瞄准选举季提诉求

印度农民此番抗议提出的诉求包括：立法确保对23种农作物的最低支持价格、减免债务、为农民和农场工人提供养老金、恢复《土地征用法》，并对在2020年至2021年骚乱中死亡的农民家庭进行赔偿。距离2024年印度大选还有不到2个月时间，农民选择在此时举行抗议，显然是希望利用己方的选票筹码，迫使莫迪和印人党让步。

印度过半人口从事农业，由于人数众多，农民是选票的重要来源，也往往是决定选情的重要因素。2004年，印人党瓦杰帕伊政府在大选中意外败北，主要就是农民对其执政不满而转投国大党所致。因此，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各党派往往在选举前对农民做出一系列福利承诺，以博取选票和执政地位。

例如，2008年大选前夕，当时的国大党政府出台大规模“农业贷款豁免与债务减免方案”，一次性免掉农民近170亿美元的债务；2017年印度五邦选举前夕，印人党政府即在当年财政预算中强调扶持农村和农民，承诺“让农民收入在五年内翻番”、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莫迪总理更是亲自下场向农民许诺免除债务，帮助印人党一举拿下北方邦等四邦的执政地位；2020年～2021年大规模农民抗议中，一贯强势的莫迪之所以在最后关头向农民妥协，废除三项市场化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为印人党谋得“农业大省”北方邦和旁遮普邦执政权的考虑。

莫迪政府多重手段力阻抗议扩散

大选在即，莫迪和印人党不敢懈怠，软硬兼施力防抗议升级。一方面，政府派出军警沿途拦截，包括向农民发射催泪瓦斯，使用高压水枪驱散，在高速公路设置大量路障阻碍抗议队伍前进；另一方面，迅速派出农业部长与抗议者领袖进行多轮谈判，提议为玉米等农作物提供五年保价合同。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政府正致力于落实全国农民每一项福利”，试图安抚抗议农民。

此外，印度政府吸收上一轮农民抗议教训，力阻抗议者通过社交媒体串联，将动静“闹上”国际舞台。不仅哈里亚纳邦政府实行断网，莫迪政府还发布行政命令，要求社交媒体对涉及农民抗议的特定账号和帖子“采取行动”，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和监禁等处罚。

实际上，如果此次抗议的规模和影响力不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抗议者诉求将很难得到满足。一是此次抗议的规模远小于两年前。据印度媒体报道，本轮抗议者大多来自旁遮普邦，少量来自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并且，领导上轮抗议的农民团体在2022年陷入分裂，许多农民领袖在此次抗议中处观望状态。与2020年～2021年农民跨地域、种姓、宗教和意识形态建立统一战线相比，这一轮抗议对农民的动员程度较为有限。

更重要的是，目前莫迪和印人党选情乐观，没有能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即便抗议农民以“另投他家”要挟，也面临无人可投的尴尬境地。距离大选仅剩月余，农民在政治上可腾挪的空间有限。鉴于此，此轮抗议大概率难以复制两年前的辉煌战绩。

多次抗议折射农民“被遗忘”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农民抗议多发，多数以政府给出福利承诺、农民得到暂时安抚而告终。然而，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其重心早已转移至城市经济，农民、农业和农村实质上被封存和被遗忘，其生存困境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

莫迪政府最新财政预算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与以往大选年向农民“慷慨撒币”的惯常动作不同，今年的莫迪政府延续一贯支出方向，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到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在上述资本项目上的开支将比去年再增11%，达到创纪录的11.1万亿印度卢比。与此同时，为增强外资对印度信心，政府宣布要将财政赤字率严控在5.1%以下，为此将削减食品补贴、化肥补贴等支出。

一增一减之间，显示的是莫迪和印人党大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城市经济的意图，也暴露了其不惮于削减农民福利的强势决心。

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印度农民生存艰难、农业生产率提升缓慢、农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印度约86％的农户家庭拥有土地低于2公顷，68.5%的农户耕种面积小于1公顷，大量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土地分配高度不均。历届政府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只能靠喊喊口号、给农民暂时免债来做做表面文章，不愿触及根本。而今，莫迪政府的工业化大计轰轰烈烈，新自由主义改革热热闹闹，更是无暇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困境。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