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三走了！”

4月22日傍晚，我刚走进地铁站，就收到哥哥发来的微信语音。我惊愕不已，站在川流不息的站台上，愣了半天。

“不是好了吗？怎么这么快啊！”我轻声回复道。

“是啊，人有啥意思吧！”哥哥在微信里嘟囔着。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后面他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地铁上，我极力想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禁不住一次次擦拭眼泪。

邵三大名叫邵贵柱。因为在家排行老三，工友们都叫他邵三。他年长我3岁，我一直称他三哥。三哥的父亲和我父亲原来都是运输公司的老人，同在一个车间，同住一个筒子楼，还是隔墙邻居。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事业单位还实行顶替，就是老一辈退休了，可以找一个子女接班。

三哥接的他父亲的班，我哥顶的我父亲的班。按道理，他和我哥才是真正的工友，一个客车司机，一个汽车修理工。那段时间，我厌学情绪厉害，中学没读完就去车站当乘务员了。运输公司和车站同属一家单位，而且我也住在父亲宿舍里，天天和三哥打照面。我和三哥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写东西，久而久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三哥文化程度也不高，对于写作，他只能算是喜欢，很少见他写过东西，更没有发表过。所以，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萝卜条”“豆腐块”，他总是比我还激动。他经常对我说，我看你肯定行，肯定能写出名堂。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那个时候，我们梁山有个小作家协会，我是会员，经常被邀参加一些活动，我也会经常带他一起参加。每次三哥都特别激动，打扮得比我这个正式会员还“正式”。有时见我一脸“坏笑”，他就会说，干啥都要有个仪式感，这才是对生活的尊重。

三哥喜欢穿工作服，当时还买了两套。他上班、下班都是那套蓝色的工服。修理工天天和油打交道，汽油、柴油，还有黑乎乎的机油，还要钻车底、爬地沟，一天下来浑身都是油泥。很多工人的工服早已看不清颜色，三哥的却很干净。每天下班，不论多晚，他都要把脏工服洗一遍。每次见他洗衣服，邵大爷就很生气：“穿不坏也让你洗坏了，一身臭毛病！”这个时候，三哥都会给我挤挤眼，嘿嘿一笑：“干啥都要板正的！”

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我天天跟着父亲在宿舍吃面条。其实，我也有个“小酌”的爱好，只是我是临时工，工资很少，经常囊中羞涩。三哥是正式工，就时不时请我们搓一顿。那个年代，十几块钱就可以要4个菜，基本上是三素一荤，醋溜豆芽、尖椒土豆丝之类的。有时候也会奢侈一把，再加个硬菜：奶汤鸡。我们自己带上一瓶白酒，喝得也是迷三倒四，好不惬意。

三哥为人忠厚老实，干活从来不惜力气，工友们都愿意和他搭伙。他也愿意帮忙，谁叫都行，从来不拒绝。有时候，看他满身油腻，在蒸笼似的车间里加班，我就会替他抱怨，他却总是开导我说：“帮助别人，也是提高自己，不吃亏！”

后来，我参了军。刚入伍那几年，我们还经常书信联系，信里具体写的啥我已经记不清了，经过多次搬家，很多信也没了。再后来，有了手机，通信发达了，联系反而少了。只有回家探亲时偶尔见上一面，也是匆忙，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海阔天空地畅谈。有时听说我回老家了，他就给我哥打电话，说啥时候叫小富咱们一起吃顿饭。我总是推辞，一来确实怕应酬，不想出去吃饭；二来也是怕三哥破费，每次吃饭他总是提前买单。那个时候，企业改制，三哥下岗了，三嫂在药店给别人打工，日子不好过。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其实是我狭隘了。我们之间吃饭，不是应酬，那是一种感情的交流，更是对远逝青春的回忆。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真正的朋友。

见几次都没约成，后来也就不约了，这样一算我们好像有四五年都没见过面了。前两年，听说三哥病了，是肺癌。如今，噩耗传来，三哥竟然走了，虚岁才53岁。

那一夜，久旱未雨的北京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我独自坐在窗前，静静地翻看三哥生前给我的微信。再努力翻找，偌大的手机里只有两条信息。现在想来，他深夜发信息给我，是不是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入睡？还是说，剧烈的病痛刺痛了他怀旧的神经，让他又想起曾经远行的青春。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正在接受化疗。

看着桌上的手机，我恨起了自己，甚至越想越后悔，繁忙的工作让我忘记了三哥。有人说，不联系，不等于忘记；不打扰，是因为在意。细细琢磨，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种安慰罢了。忙，是一个借口，更是一种冷落的理由。如今，时间有了，手机还在，可那个曾经一起追风的少年却再也没了踪影。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遥望雨中的夜空，我早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