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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G7应当与G20、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主平台主机制相向而行，多做促进合作而非加剧分裂的工作，多做劝谈促和而非火上浇油的工作，多做“先富带后富”而非独占经济科技成果优势的工作。只有这样，G7才能更新其存在价值；否则，逆世界潮流而动，只能走向“历史的反动”。

6月13日至15日，2024年G7峰会在意大利举行。美、英、法、德、日、意、加七国和两位欧盟领导人，围绕“两场冲突”、能源气候、印太战略、全球经济、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其应变能力有限、内部分歧重大、实际成果寥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实力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集团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强弱。G7的GDP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占全球经济的60%以上，巅峰时期接近70%，这也是其昔日呼风唤雨的“底气”所在。

但时过境迁，国际经济格局如今发生根本改变，G7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已降至3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除了G7成员国外，中国、印度、巴西另居其三，且各自的位次有望继续上升，此外还有更多的新兴国家“排队加入”前十名，预计2030年前后新兴国家将占半壁江山。

西方发达国家自然不会主动让位，可惜形势比人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含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G20正式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2020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G7不能恰当地反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过时”的集团。

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自主自觉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快速发展、普遍崛起，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少数几个西方领导人坐下来开会就能垄断国际经济金融权力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G7国际代表性严重不足，具有明显的封闭排外“小圈子”特征，不符合“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历史潮流。G7成员自其1976年举办首次峰会以来相对固定，俄罗斯曾在冷战结束后短暂地、部分地加入，但旋即又被剔除在外。

进入21世纪以后，G7峰会的主办国开始邀请一些国家领导人参与特定议题的讨论，“G7+”的形式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成为常态：这既可以为西方领导人的聚会“装点门面”，又可以延伸议题领域、借机扩大西方治理的效力。

例如，今年意大利便邀请了教皇方济各以及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印度、约旦、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领导人参会，嘉宾数量创历史新高。受邀者中非洲国家领导人居多，彰显G7加大拉拢“全球南方”，特别是意大利梅洛尼政府有自己的“小算盘”，欲将意大利打造为“连接欧洲和非洲的关键枢纽”，在能源气候、关键矿产、移民难民等问题上均需要非洲国家的参与和支持。

G7还特别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俄乌问题会议，另有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有关经济金融议题的会议。但必须指出的是，G7首先是一个西方国家内部协商决策的“小圈子”，对其核心会议和决策，受邀国家领导人始终被排除在外。

面对俄乌冲突延宕、风险持续外溢，G7峰会决定征用被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3000多亿美元资产产生的利息，在今年年底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约500亿美元贷款，以此对外展现西方团结“挺乌抗俄”的决心，并将此作为所谓会议“重大成果”。但“用俄罗斯的钱反哺乌克兰”的做法，必然会进一步推高俄西对抗，加大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

此外，面对巴以冲突引发的严重人道灾难，G7视若无睹。面对气候变暖致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急需的资金援助，G7口惠而实不至。面对发展中国家对货物贸易互联互通的期待，G7屡次空谈非洲的“洛比托走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计划，却并未将多少真金白银投入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G7却充当起美国遏压中国的政治工具，打着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拉拢盟友、打击异己，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霸凌霸权，这种做派破坏了主要大国关于国际秩序平等对话的价值基础，无益于大国合作开展全球治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新时代背景下，G7应当与G20、联合国等全球治理主平台主机制相向而行，多做促进合作而非加剧分裂的工作，多做劝谈促和而非火上浇油的工作，多做“先富带后富”而非独占经济科技成果优势的工作。只有这样，G7才能更新其存在价值；否则，逆世界潮流而动，只能走向“历史的反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大国关系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