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河北极村红色驿站，漠河林业局前哨林场党性教育基地，大兴安岭十八站古驿道驿站博物馆。虽然这3个地方都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但是最近的两个地点之间也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然而，这3个地点在制作历史脉络展板时都会提到同一个群体——铁道兵。

1964年下半年，铁道兵第三、六、九师8万名官兵奉命挺进大兴安岭，主要任务就是修建贯穿大兴安岭腹地的嫩林铁路，奠定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重要基础。20年后的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

2024年，在大兴安岭地区开发60年之际，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二次发起“寻亲”活动，为那些长眠于祖国最北端的铁道兵烈士们寻找失联已久的亲人，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致敬他们：青山没有忘记。

挺进“西里泥”

“西里泥”，鄂伦春语，意为“难以生存的死亡之地”。大兴安岭西里泥地区冬季正常温度为零下40摄氏度到零下50摄氏度之间。

1955年、1958年，都曾有两次开发大兴安岭的相关工作，无奈因为“五月春雪七月霜”的气候，两次挺进两次搁浅。大兴安岭开发，需要一条铁路。

1964年下半年，铁道兵8万名官兵奉命挺进大兴安岭，从此开启了在无人禁区让人类扎根的奇迹。从1964年到1984年，铁道兵在此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因条件极端恶劣，300余名官兵牺牲于此，为了把铁路铺到祖国最北段，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当时由于地理偏远、信息不畅，大多数烈士牺牲后就地安葬。铁道兵转制后的单位、人员变化较多，一些烈士的信息也不全，再加上部分地区区划调整，一些地方的名字、隶属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很多烈士亲属还是没联系上。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曾为此与黑龙江当地媒体联合开展过一次烈士寻亲工作。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是抢救性工作。”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伊国有告诉记者，很多烈士牺牲时只有20多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母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兄弟姐妹也逐渐老去，多数烈士牺牲时太年轻，没有后代。

安葬在大兴安岭地区的铁道兵烈士共227人。2022年，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曾经和黑龙江当地媒体共同发起过一次烈士寻亲工作，并举行了全省首次“为烈士寻亲”铁道兵烈士亲属大兴安岭集体祭扫活动。截至2023年末，第一轮寻亲活动共为85位安葬在大兴安岭地区8个烈士陵园的烈士找到亲人。

今年，在大兴安岭地区开发建设60周年之际，当地再次推动了该项工作，通过微信账号对外发布尚未和亲人取得联系的98位烈士名单和信息。排在第一位的是安葬在漠河烈士陵园的陈春山烈士。

“哥！我们来看你了！”

“哥！我们来看你了！”站在陈春山烈士墓前，陈晓梅和两位哥哥、一位姐姐说不出更多的话，眼泪倾泻而下。8月9日，在陈春山烈士牺牲50周年之际，他们兄妹四人和大哥陈春山终于再次见面。

陈春山，1949年1月生，吉林大安人，原铁道兵三师12团代理排长，1974年8月修建铁路时牺牲。“大哥牺牲后，家里人不知道他埋在哪里，几经寻找也没有结果。”在陈晓梅的记忆中，大哥去世后，家里有一个柜子，无论哪个孩子去碰都会被母亲打一顿。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哥哥生前用过的东西，“母亲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

“每次吃完年夜饭后，我父亲都会一个人到外面溜达很久，一边抽烟一边念叨着。”陈晓梅说，直到96岁去世之际，老父亲还在和子女说“你哥哥在铁道边上”。

今年7月，寻亲信息被大哥生前的战友们几经辗转发到陈晓梅手机上。看到名字后，她立刻带着73岁的二哥、68岁的三哥和63岁的二姐来到漠河。先从长春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漠河。从哈尔滨到漠河，最快的火车也要开17小时53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陈晓梅说，虽然哥哥姐姐都已年过花甲，但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感受大哥当年修建、走过的铁路。

“这是我大哥和战友们用生命修建的铁路。”陈晓梅说，走下火车后，兄妹4人在站台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们都张开双臂，虽然什么都没有抱到，但是他们希望给离家半个世纪的大哥一个拥抱。

在陈春山烈士墓前，弟弟妹妹们用红笔重新描绘了烈士纪念碑。虽然两位哥哥年事已高，体力有限，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描红，哪怕“描上一笔”。更多的描绘工作是陈晓梅做的，一个多小时后，她已经站不起来了。

不仅是陈春山烈士的家人，这个夏天，还有多位烈士亲属按照寻亲信息和大兴安岭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取得联系，和失联已久的亲人再次“团圆”。

郝和尚烈士79岁的三弟带着76岁和64岁的两个妹妹在家人陪伴下，用3天时间驾车2300余公里，从内蒙古包头赶到黑龙江塔河县；梁仕才烈士68岁的弟弟，带着姐姐的思念，从贵州出发换乘多种交通方式，只为能在清明节当天祭扫；杨世发烈士的弟弟和侄子们，从重庆黔江区出发，跨越3600多公里，两天不眠不休终于赶在8月1日当天来到墓前……

截至2024年8月，第二次寻亲活动又为42名铁道兵烈士找到了亲属。

用细节还原血肉人生

庞影丽是大兴安岭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褒扬科科长，自开展寻亲工作以来，办公桌上一叠统计表被反复地标注涂抹。“一般都要求留两个亲属的联系方式，因为怕好不容易找到的联系人一旦失联，就又联系不上了。”庞影丽说。

和第一轮寻亲登记亲属联系方式不同，这一轮寻亲，统计表增加了一个项目：烈士事迹及他身后的故事。“每一名烈士都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背后有着感人的事迹，真实的人生，我们有义务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庞影丽说。

8月7日，在下班回家途中，庞影丽接到一个电话，是寻亲志愿者打来的，苦寻3年的任国权烈士的家属终于找到了。3年前，在森林防火检查中，深藏在树林中的任国权烈士墓碑被发现，墓碑上没有部队番号，只写了烈士是江苏六合县人。

由于所有铁道兵转制后的单位名单里都没有任国权烈士的任何资料，而且，当年的六合县也变成了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直到3年后，志愿者通过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家属。原来，任国权不是铁道兵，而是电力系统职工，当年和铁道兵一起建设大兴安岭，这也是为何墓碑上没有部队番号。当天晚上，庞影丽拨通了任国权烈士儿子的电话，去了解烈士在名字、年龄之外的故事。

“冷秀荣烈士，女，牺牲时只有22岁，战友为了让她走的时候更漂亮些，把自己心爱的红毛衣拆了，为烈士系上了红头绳……”在庞影丽的笔记本上，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在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北山公园矗立着一座铁道兵纪念碑，1984年建成，碑身主体是两根从地面伸向空中的两根铁轨，高20米，象征着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为祖国架桥铺路20年。

1964年入伍铁道兵3师14团1营4连的杨文友老人今年已经80岁了，退役后，他在大兴安岭统计局工作直到退休。2021年7月，杨文友戴着“光荣在党50年”奖章来到这里，与纪念碑合影。现在，合影照片放大塑封后，摆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我是特意带着奖章去拍照的，想让那些没看到今天的战友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杨文友说。

铁道北纪念碑所在的北山公园山顶是加格达奇地区的最高点。站在纪念碑旁，可以俯瞰整个地区的风貌。

60年前，这里还是白雪皑皑、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60年后，一条用生命铺就的铁路为这里带来了高楼林立、万家灯火。更远处，是环抱这座城市的一片片连绵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