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世外桃源
父亲所在的工厂位于小兴安岭绿林深处,建于1958年,是由苏联援建的大型木材加工厂。这个厂配套设施齐全,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在当时的企业中是很罕见的。
一个春天的上午,我随父亲第一次走进厂图书馆,如武陵人入桃花源,惊艳复惊叹。
厂图书馆是一栋红砖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带——医院白楼之后,绿树掩映之中。从中间的正门进去,左手边是图书室。室内书籍盈架充栋,令我目瞪口呆。这完全超出我童年有限的认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书!对着门是一个曲尺形柜台,柜台里一个蔼然长者在忙碌着。明窗洞开,一只黄蝴蝶追着阳光飞进来,春风吻着人们的脸。
图书馆的对门是阅览室,有一间教室那么大。中间是并排的书案、长椅,一边摆放着各种报纸,一边摆放着各种刊物。最使我惊叹的是靠窗还安排了一排矮小的桌椅,显然是为中小学生准备的。桌上摆放着连环画,有《杨门女将》《铁道游击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这些话本犹如《聊斋》中的花妖狐魅,瞬间勾走了我的魂魄,害得我每天放学就往这里跑。
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我们家还住在黄泥茅草房里,茅椽蓬牖限制了我的眼界——哪见过这么好的地方!走出图书馆很远,回头遥望蓝天白云下、绿野风烟中的红房子,宛如童话中的仙境。
可惜没过多久,“文革”破“四旧”狂飙骤起,图书馆也未能幸免。书被焚,门被封,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春秋代序,流年暗换。再见到图书馆,已是恢复高考的1977年。那一年我考上了本市的师范学校,终于有机会再走进书的海洋。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大门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书林漫步春正好,学海弄潮我争先。”这副对联非常契合当时的形势。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来临。十年浩劫中,由于缺少书籍的阳光雨露的滋养,我们青春的原野一片荒凉。如今欣逢盛世,正是发奋之时。
在师范学校,我得到“图书协理员”职位,负责协助办理同学借、还书事宜。伴随着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神州大地突然爆发读书热,图书馆人满为患。我们这座小楼因条件有限,资源有限,要服务于上千名师生,有些力不从心。无奈,只好让大家一三五、二四六轮流入馆。而小小不起眼的图书协理员身份,却好像拿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随时出入图书馆,不受限制。不过,做图书协理员期间,却有一件“糗事”让我觉得对不起这张“特别通行证”。
某日,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玫瑰色的晚霞映红菁菁校园。我早早地吃完饭,挎着一书包书走进小楼。办完还书手续,漫步书架间,我开始寻觅“猎物”。寻觅到最后一排书架,蓦然发现墙角竖着两个鼓鼓的麻袋,好像一对恋人躲在角落里喁喁私语。走过去仔细看,原来麻袋里装的都是书,麻袋口松松地穿缝了几道铁丝。好奇心作祟,我费力地从铁丝缝隙抽出一本残书,没头没尾,书页发黄,书角蜷曲,还是竖版排印的。我如获至宝,把残书藏在书包里带出图书馆。虽然有夜色掩护,仍然心如小鼓咚咚敲,一直敲到宿舍。
课余时间偷读这本残书,书名、作者一概不知,只知道写一个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名为黄惜时、白行素。因名字对仗,如“碧鹦鹉对红蔷薇”,很容易记住。三天后偷偷摸摸去还书,惊讶地发现那对“恋人”却黄鹤一去不复返,只好随手把书插在最后一排书架的一隅。后来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由于闹书荒,只好从废品收购站回购旧书,以解燃眉之急。
多年之后,在旧书店闲翻书时,突然又看到“黄惜时、白行素”这两个人名,才知道那本残书是《似水流年》,作者是张恨水。我会心一笑,仿佛见到似曾相识的燕子。
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中学教了几年书,我又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见识了更美的师大图书馆。有人说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听完教授们的讲课,再从“心脏”补充新鲜血液,是学子的日常。我对师大图书馆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内”与“外”。
“内”是指图书馆内部宽敞明亮,读书氛围浓厚。图书室、报刊室,琳琅满架,书香氤氲;阅览室、自习室,白炽灯下,座无虚席。莘莘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遨游,读书不觉已夜深。有学生读书的地方就有书法名家的墨宝陪伴:“有书就不会输”——用谐音劝人读书;“别因为有意思就有意‘撕’”——用仿词劝人爱书;“来时一片安静,走时一片干净”——用对仗劝人遵守图书馆规则……幽默的劝诫取代空洞的指令,温馨的提示胜过冰冷的说教。
“外”是指图书溢出馆外。图书馆的小白楼下,“少女读书”的雕塑前,有一长溜儿的书摊摆在道路旁、阳光下。“天堂”的门口居然有卖书的,真是破天荒的事儿。书摊上卖的都是“剔旧图书”——从馆藏图书中剔除的失去使用价值、利用率极低或复本量大的图书。这些书通常半价销售,很受学生欢迎。在图书馆吃完“正餐”,随便再带点“风味小吃”回去慢慢品尝,是很惬意的事。
写此文前,曾读过一些名人写的图书馆:施蜇存《关于图书馆》、季羡林《我和北大图书馆》、美国女作家苏珊·奥尔琳《亲爱的图书馆》等等。他们有的说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有的说图书馆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有的说图书馆是人生的加油站,有的说图书馆是世外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