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国家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等演讲中前后6次提到“理念”。理念正以润物无声的旋律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走进历史，理念如烟。

　　什么是理念？理念一词，顾名思义，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是观念、理论的意思。《辞海》中对于理念有两个阐释：一个是看法、思想，另一个是观念（希腊文idea），通常指思想或客观事物在人们脑海中留下的大致印象。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提出“理念”一词并对其阐释，认为理念是作为一种模型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且认为理念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思想的一种假设。而他的学生柏拉图对其理论又进行了丰富及延展，柏拉图心中所理解的“理念”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实体，是世间万物的本源，并且他的理念论假设在可知世界之外还依然存在着一个恒久不变、稳定的理念世界。

　　继柏拉图之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及“理念”，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直到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又进一步阐释了“理念”新的含义。康德认为理念是一种由知性产生而超越经验可能性的“纯粹理性的概念”，把理念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念。“理念”与“理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在康德那里，“理念也包含在理性的性质中”，“理性在它本身里也含有理念的根据”而且“它是理念的源泉”。但是理性是作为一种本源性的自主力量，是自我规定、自我奠基的，它可以从自身自发地演绎出纯粹概念的完备体系，从而产生形而上学，而理念是一种能够规定纯粹理性的界限，是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划界标准。康德提出“先验的理念迫使我们一定要向这些思维能存在前进，并且看来已经引导我们一直走到了满的空间（经验的空间）同空的空间（本体的空间）的接触点上，因此我们也就能够规定纯粹理性的界限。”

　　走进中国，理念涅槃。

　　中国古代有理有念，但并无“理念”一词。《说文解字》论，“理”为“从玉从里、止良切”本身就有“善治”的意思，“念”为万民之想。“理念”本身就是科学逻辑与人民逻辑的统一，不惟西方所独美，亦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创造，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所谓的最初与西方哲学范畴的“理念”相似的是“理”这个概念。虽然我国早在战国中期就产生了哲学意义上的“理” ，但直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使用“理念”这个概念。

　　中国最早运用“理念”一词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他在其《史观》一文中写道：“至于〔历史进展〕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使用“理念”一词的是著名散文家秦牧，他在其《拓成功的新路开一代的诗风》一文中写道：“形象思维，就是说对于要描绘的事物，脑子里有一系列具体鲜明的形象，而不是模糊的概念，更不是抽象的理念。”李大钊把“理念”与圣神、德化并提，视为一种至真至善的心灵境界或精神力量，而秦牧则把“理念”看作是与形象思维相对应的抽象思维活动。

　　但自李大钊、秦牧之后，“理念”一词却被知识界“冷落”下来。究其原因，是解放后我们常常把“理念”看作是唯心主义的，当时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主导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当时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黑格尔对于“理念”的观点是，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绝对精神”的派生物，强调理念的客观性，并且反对“把理念仅仅看作一个理念，即意见中的观念或表象”，而主张视为一个“观念性的理念总体”。他强调理念的客观性，并且认为理念的内容能够决定人的自我意识。

　　之后“理念”在中国的使用，一度销声匿迹。“理念”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事实上，词语的使用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词语在使用中意义变得更加丰富，也有的意义变得更加微小，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经济”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是指“经邦济世”的意思，现在则基本指向了经济活动领域。再如，马克思最初使用“意识形态”是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现在“意识形态”的外延则扩大为某种思想或某种思想文化的观念理论体系。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同样，对于“理念”一词的使用，我们要敏锐而正确地认识到十八大以来所赋予这个词语的新的时代含义和意蕴，这本身也是理论创新的题中之义。

　　改造中国，理念如火。

　　十八大以来，对“理念”最早的一次官方使用是在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多次提到“发展理念”，“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提出并阐释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还首次提出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说法。此后，各大媒体相继宣传。人民论坛网在2015年11月3日由严书翰发表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首次在媒体上使用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从坚持“五大发展”是发展的新理念、新常态是我国发展的新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国发展的新战略这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中多次提及“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今，这个说法早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里火热的概念。

　　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最早一次官方使用是在2016年1月15日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自觉用党章和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深刻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后在2016年3月21日，由国防大学副校长、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组长毕京京发表在《党建》杂志上的一篇名为《全面把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内涵》，文中四次提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思想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占有核心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在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概念之前”、“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科学体系的新发展”。

　　事实上早在2014年2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就使用了“理念”一词。“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对此新华社2017年1月2日刊发的《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评述》中再次转载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在前不久结束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的《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重要讲话中也有3处提到了“理念”，会议期间与多国政要会见交流亦多次提到理念，中国理念正日益成为世界共识，成为中国人民的指路明灯。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我们更加殷切期待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更加先进的理念指导中华儿女写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美篇章！

（潘信林，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湘潭，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