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向金融领域快速“入侵”，第三方理财平台蓬勃兴起，还有各种名目的民间集资暗流涌动，在经济增速的波动中，潜藏着的民间融资风险也加快集聚，悄然上升。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支付本金乃至卷款跑路事件时有发生，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甚至血本无归的教训令人警醒。这里有一片法律规范监管的盲区。完全构建在信任体系上的理财平台，其安全基础在经济深度调整的冲击中显得异常脆弱。固然，投资者亟需增强风险识别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政府也不能置之度外，应及时明确监管责任主体，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风险控制机制，把投资者的权益维护纳入更为通畅、更加坚实的法治进程。

　　毋庸讳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民生保障诉求将随之上升，社会稳定压力也会因此加大。这对紧缩期的公共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政府更应当把宝贵的公共财政资源更多地用于增强社会民生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生保障的进步也同样可以成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助力，进而成为涵养政府财力的资源。比如，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大大促进低碳发展；拓展养老服务，可以连动培育银发经济；健全社会保障，可以有效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当然，社会福利供给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政府当下的着力点，首要的还应是保基本，兜重点，夯实底线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已经开辟，但产业融合、生活质量、文化教育的二元鸿沟还历历在目。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坚定不移，但政府主导、广泛参与、全面覆盖的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另外，尽快改变那些资源贫瘠、交通闭塞、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的面貌，改变总量8000多万其中不乏贫、病、愚叠加的贫困人口的命运，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有那些间杂在城乡角落生活艰难急需救助的弱势人群，更需要制定托底的社会政策，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的需求，扶持他们守住日常生活的底线。

　　完善民生保障，化解社会风险，更关键的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一是社会体制建设。高层已经接连传出信息：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并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全面推进并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健全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政策；加快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落实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政策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二是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健全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加快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在土地流转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三是利益格局重构。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斗争，既是建设廉洁政治，也是增益民生福祉。它将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进一步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公共资源垄断，矫正被权贵资本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公平正义的取向中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发展的机会，在社会流动的进程中进一步打破代际锁定的困局，创造更大的向上流动的空间。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起点上，我们当坚定信心，未雨绸缪，凝聚清醒的形势解读的共识，稳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的预期，积聚坚实的风险抵抗的力量，力争在民生保障中有新的起步，有新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