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过去20来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自然有很多感受和思考。我关心的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自己一路走来，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悟。我亲眼目睹了不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亲身感受到了中国迅速发展给世界带来的触动乃至震撼。我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付诸于笔端，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先是写了《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中国震撼》所受的欢迎程度出乎我的预料。有人甚至说，《中国震撼》震撼了中国，这应是夸张之语，但我知道这本书确实影响了不少人。2014年我又出版了《中国超越》，主要探讨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包括经济总量、百姓财富、政治制度和政治话语等方面的超越。出版后也很受欢迎。这三本书构成了我的“中国三部曲”，其中《中国震撼》已经有了英文版和日本版，韩文版不久也将出版，希望韩国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好地了解中国。

　　李熙玉：您的研究引发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很多讨论。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到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以及是否可以普遍适用等等，学者们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在韩国，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当中。不知您对中国模式持何种见解？

　　张维为：我想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无疑，中国今天的巨大成功，背后是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的，所以我认为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的开放，中国愿意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绝不失去自我。这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模式，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模式。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模式，西方认为它那个模式是普遍适用的，到处推动“颜色革命”，但看一看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带来的内战，看一看“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看一看西方自己也陷入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他那个模式怎么可能是普遍适用的？中国模式当然也不是普遍适用的，但一个模式真的成功了，别人会来向你学习，今天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从俄罗斯到中亚国家到印度到越南，都在借鉴中国的经验，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非洲和拉美。但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到处推销自己的模式。所谓普遍适用的模式基本上是西方一神教思维的产物，福山先生的“历史终结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根本站不住脚，我在上海和福山先生辩论过，我的观点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之道，它可以借鉴其它模式中有益成份，但照搬别人的模式必然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模式，像其它模式一样，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但它能够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它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