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将生态危机归之于近代以来兴起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对之大加挞伐，并倡导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在这一波波声讨声浪中，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也往往被归之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受到批评。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到底是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类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自然观能否对生态危机给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其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基础性部分，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必然同时包括对旧自然观的变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变的直接基础是人类实践在近代的特殊发展状况，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的发展状况。这一状况就总体而言包括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构成这一关系的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对于新自然观的建立而言，前一个方面是更为直接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新的人类实践基础上，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必须重新规定对自然的理解。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必须看到，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类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一种将人与其周围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有机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无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不是那种无视人与自然之整体关联的无机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而是一种有机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当然，它与20世纪兴起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有机自然观十分不同。

　　从人化自然观看生态危机问题

　　从这种有机主义的人化自然观出发，所谓生态危机便是非合理的人化自然进程的一种结果。人化自然既然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外部自然耦合而成的生命有机体，那么，它便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必然要在时间和空间中改变自身方能存在。这种改变不似普通有机体那样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外部自然，而是人这一主体通过改变外部自然以适应自身的需求。但以适应自身需求为目的的改变自然活动的结果，却不一定是真正适合了人的需求，反而有可能导致自杀性的结局。这里的关键在于目的是否合理。

　　人类活动最为直接的基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这一目的源于原始自然存在的不合目的性，亦即匮乏。由于世界的有机整体性，人类在通过自身的物质性活动实现其设定目的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并非预期的且不合目的的副产品，从而使得人们在借助物质性活动使自然界在某些方面适合人类生存的同时，也在另一些方面更不适合人类生存。当然，这些负面效应在人类改变自然即人化自然的能力比较低下的时代往往隐而不显，只是自近代以来，随着人化自然能力的巨大增长，这些负面效应才逐渐凸现出来，并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对于这种根本性变化，起初人们是完全从积极方面去看待的。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和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的激增、生活条件的改善等等，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从此将告别愚昧与贫穷，在现代化的大道上直驶向幸福的未来。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阴暗面，并以晦涩的精神异化理论表达了其见解，但其基调仍是乐观主义的：异化终将被扬弃，结局仍将是圆满的。

　　到了20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对现代化进程有了真正的反省，这固然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苦难对人们乐观精神的消磨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自身昭示。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达到了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的程度，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核战威胁等亦迫使人们反省科学发展的种种可能后果。总之，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有目共睹。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一后果，如何评价这一后果，以及应当如何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