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天然联系

　　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大前提，于比较中西哲学视域可概括为“一多二元”。“一”是指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主宰下“宇宙间的一切（含人）”；“多”以形而上学的质相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为存在形式。这个术语还表示：无论“一”与“多”之间，还是“多”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都是单向线性、二元对立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天道万物观，可概括为“一多不分”。中国没有西方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一”，也没有西方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的“多”。“一多不分”的“一”，是相系不分致使的一切事物呈现“浑然而一”；“多”是指内在互系、呈现浑然而一状态的万物多样性。所谓“一多不分”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与“多”互为存在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彻底否定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申明一切皆是互相联系，宣称变化为自然宇宙的本质，恰是从“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的思想形态，所以可称为“异军突起”，所以演变为西方的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马克思主义走向“一多不分”，与中国思想传统就有了天然联系性。天然联系性致使马克思主义有了实现中国化的潜在性，而后与中国天道万物观结合为现代新思想意识形式。讲“天然联系”，是对于非天然、非联系的区别，是就其源自人类经验而非来自形而上学抽象概念而言。也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天道万物观，都是出自人的经验对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认识，都不是出自对上帝造物（或唯一绝对真理）前提的假设。这点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层次的精神相通之处，二者因此而可沟通、可融通乃至结合。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承载中华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地的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原传统的再阐释与改造，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换得在一套全新现代语言体系中的弘扬。这方面，有大量细致分析工作可做。

　　比如，到底中国化是什么？是如何化的？现代新话语深层承载的是什么中华文化传统根源？可以简洁地说，它是转换视域与话语语境，即由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视域与语境，彻底转到中国方面来。在这里，1）宇宙观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转为与之相近的“一多不分”中华自然宇宙观；2）方法论上：得之与中国传统的辩证论的科学方法不谋而合；3）思维方式：马克思对内在联系的探求与“阴阳之道”、万物变通，皆可视为“辩证观”范畴；4）价值观：以“中和”思想为例，它根本表述的是所求之正当关系应达到的状态，是社会和谐与人人各得其所之状的大同涵义。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是以“平等”喻意，也是从“仁”引申的社会平等。同时，“礼”也是“平等”，视为互相尊重与做好本分。

　　马克思主义承载中华文化内涵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为人民服务”来自“民本”或“大道之行”思想根源；“民本”被表达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劳动大众利益”“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好人、英雄，不是一时一事变成的，而是平常修养、改造世界观而来的；修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尽职敬业；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愚公移山等，是为人民服务应有之态度。共产党员修养，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胸中时刻装天下，不忘现实政治；心里有政治即是有“治国、平天下”。修养不是个人的事，不是只有“圣人”需要，百姓不必；而是人人负责任，关心与参与监督政府，人人都不当小人。毛泽东在陕北说服人们联蒋抗日时说：“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子孙。”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思想文化。

　　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

　　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能与中国思想文化契合的西方理论。“中国化”，就是化为中国的；先决条件是可在深层与中国传统思想融通，可转入中华传统视域与语境。

　　从20世纪初，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以至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进行时的实践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成为现代枝繁叶茂的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成为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形式，二者互系不分，相合则中国昌盛，相分则中国受挫。

　　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百多年来空前复杂与严峻的局面。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道路的逻辑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在近代以来先辈们以英雄气概开辟的路上走，继续着他们未竟的事业，应对形势的不断翻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现实要求更自觉地使它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题目选对、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中国带来光明；光明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